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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对立。”
“不。”她直视对方眼睛，“我们是在防止崩溃。每一个愿意写下这句话的孩子，都已经在拼命忍耐了。如果我们连这点声音都容不下，迟早会听见更沉重的坠落声。”
当晚，她在公众号发布长文《请允许孩子说“我不快乐”》。文中写道：“我们总希望孩子坚强，却忘了坚强的前提是被理解。当一个孩子说出‘我是累赘’，他不是在否定自己，而是在试探这个世界是否还愿意接住他。我们拆除的不该是展板，而是那种‘必须完美才配被爱’的枷锁。”
文章发出不到六小时，全网阅读量破千万。数十位艺术家自发加入，将原作改编成街头涂鸦、公共广播剧、地铁灯箱广告。更有上百所学校申请成为“倾听校园”试点单位，承诺每月开设一节“真心话课”。迫于舆论压力，主管部门最终收回禁令，并派代表参观展览。那位曾下令撤展的科长站在一块写着“我害怕回家”的展板前良久未语，临走时悄悄塞给志愿者一张纸条：“请帮我查查，有没有适合单亲爸爸的心理咨询课程？”
风波平息后，林浅开始着手推进“萤火教室”计划??在城中村、农民工子弟学校设立微型情感空间，配备隔音耳机、录音笔、情绪涂鸦墙和24小时匿名投递箱。第一批十个站点落地当天，她亲自前往最混乱的南坪社区点验收。刚进门，就见一个瘦小的男孩蹲在角落，正用蜡笔在纸上疯狂涂抹黑色漩涡。
志愿者轻声问他要不要聊聊，他猛地摇头，嘴唇咬得发白。
林浅没有靠近，只是在他旁边的地板坐下，打开自己的笔记本，也开始画画。几分钟后，她把本子轻轻推过去??画面上是一个被困在玻璃罐里的萤火虫，罐外站着另一个孩子，伸手敲了敲壁。
男孩盯着看了许久，突然抓起红笔，在罐子上画了一道裂痕。
那一刻，她明白了什么叫“无声的对话”。
几天后，那个男孩通过语音信箱录下人生第一条独白：“我叫阿哲，十岁。我爸去年从工地摔下来瘫了，我妈天天骂他是废物。有一次我听见她打电话说‘要是当初没生你就好了’。那天晚上我把作业本撕了，一页一页吞进喉咙。我觉得……那样就不会饿了。”
系统自动触发预警机制，心理支援小组两小时内赶到现场。经评估，阿哲长期处于创伤性应激状态，已被转介至专业机构接受治疗。而他的母亲，在社工多次家访后终于崩溃大哭：“我不是不想爱他……是我太累了，不知道怎么开口。”
林浅得知后，在内部培训会上强调：“我们的敌人从来不是家长，而是那种‘必须独自承受一切’的社会规训。很多父母也是第一次做人，他们也需要被听见。”
五月末，小禾从夏令营归来。她在群里分享了一张合影：蓝天白云下，她和其他孩子围坐在草地上读诗，脸上是从未有过的松弛笑意。她写的结营作文被选为优秀作品刊登在校刊上，标题是《原来星星也会打架》。
文中写道：“老师让我们观察夜空，说每一颗星都有名字。我问，那看不见的星星呢？老师说，正因为有人抬头找它们，它们才慢慢亮起来。就像‘萤火计划’，是你们一直在找我们这些藏起来的孩子吧？我现在不怕黑了，因为我知道，只要我想说话，就会有人点亮灯。”
林浅读完，久久无法动弹。她忽然意识到，这场行动早已超越最初的设想。它不再只是一个心理援助项目，而是一场关于“倾听权”的静默革命??让那些曾被定义为“沉默大多数”的孩子，拥有了命名痛苦、表达渴望、甚至质疑世界的合法性。
六月初，教育部基础教育司邀请她参与起草《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促进指导意见》。会议桌上，官员们反复斟酌措辞，担心“鼓励表达”会被误解为“纵容抱怨”。林浅拿出一份数据报告：在过去一年中，参与“心语驿站”的学生群体，抑郁筛查阳性率下降37%，校园欺凌举报率上升52%，而学业成绩波动幅度并未显著扩大。
“这不是放任情绪，而是释放压力。”她说，“当孩子知道有人愿意听，他们反而更能专注前行。”
草案最终采纳了多项建议，其中包括设立“校园倾听日”、推广匿名情绪反馈系统、禁止教师公开批评学生私人日记内容等条款。文件下发当日，全国已有超过两千所学校自主接入“萤火计划”平台。就连最初播出批判专题片的地方电视台，也主动联系希望拍摄纪录片《听见童年》。
然而，真正的考验仍在继续。七月暴雨季来临，南方多地洪灾频发。某受灾县中学因校舍损毁临时停课，学生们被安置在体育馆内。林浅第一时间带队赶赴现场，却发现许多孩子整日呆坐，眼神空洞。
“他们不是懒，是创伤后麻木。”张教授检查后判断，“需要尽快建立安全感和秩序感。”
于是，“移动心语站”连夜搭建。他们在帐篷区挂起防水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