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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饭的人们明显累得不行了。有的人，扁担不断地从左边换到右边，又从右边换到左边；有的人，一瘸一拐，步履维艰；有的人，老远就喊自己家的人过去接担子……。
妈妈自言自语，“怎么没见到你爹呢？”我们向回来的人群中观望，把能看到的回来的人，仔细辨认，没有看到父亲。于是，我和姐姐快步向铁道走去。终于在拐过老贺小山的最后几个人中，看到了父亲。我高声呼喊，“爹！”向东跑去。妈妈也跟了上来。妈妈看到父亲筋疲力尽的模样，说了一句，“死心眼子，挑不动，就把饭倒了呗！何必遭这个洋罪。”“好好的大米饭，谁舍得扔呀！”姐姐和妈妈从父亲肩上卸下扁担，把两个装饭的水桶穿过扁担，两个人抬起来往回走。父亲双手紧紧捂着后腰眼，艰难地一步一步往回挪蹭。锛儿喽围前围后、在铁轨上跳来跳去。
回到家，父亲一头就扎向炕头，躺了下去。妈妈拿一个枕头塞到父亲头下。妈妈：“送到哪里？累得这样！”“快到连珠山了。”“这些兵怎么连饭都没吃？”“吃什么！连个兵影都没看见。等我们到连珠山，部队大概早就打进东安了。”夜里，父亲哼哼呀呀地呻吟了一宿。
第二天，大部队进了村。大街上，警察署院里，站满了身穿浅黄色布军装的士兵。孟宪刚我们几个同学在部队里穿来穿去，仔细地观察这只庞大的队伍。他们头戴带长耳朵的布帽（后来知道，那叫朱德帽），左臂上有长方形白布蓝字标签，上面写的：“东北民主联军”。两肩十字交叉挎着子弹带和细长的白布做的米袋子。扛着比较陈旧的“三八大盖”步枪。背着用绳子勒着井字的棉被。腰里扎着皮带。皮带下、**蛋子上用布袋装着五个像蒜锤子一样的木把手榴弹。有的士兵小腿扎着的腿绑缠到膝盖以上，他们的脚上穿着山东人经常穿的靸鞋。我们几个看了以后，觉得这些兵，又土气又好笑。
在福成油坊门前的大街上，站了一队骡子。骡子背上的木架子上有的驮着两根不到一米长的小炮，有的驮着炮弹。孟宪刚围着一个骡子转了一圈，说道，“你们说，这么点儿的小炮，能打多远？”“谁知道呢！别看炮小，可把中央胡子的大炮给吓跑了。”
警察署院里的的队伍越聚越多。一个人在一只队伍前，高声喊道，“二连注意啦！立正！向右看齐！向右转！坐下！”紧接着，各连都整理了队伍，一排排整整齐齐地坐下。还是那个第一个下令坐下的人，站在二连队伍的前面，“二连！注意啦！……”不知道他的嘴里说了一句什么话，举起双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半圈，战士们嗷地一声唱了起来，“革命军人各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要注意，……”歌声刚刚停下，还是那个人，“好不好！”“好！”“妙不妙！”“妙！”“三连来个要不要？”“要！”“来！呱唧呱唧！”士兵们用力地拍起巴掌，十分响亮。三连站起一个人，张开臂膀，嘴里唱了一句，然后，喊了一声，“起！”三连战士放开喉咙，涨红了脸，唱，“一只枪，五个手榴弹，什么时候要干就什么时候干！……”这是我们黑台的孩子们第一次看见战士们拉歌。
午饭后，闾长身后跟着一个挎着皮公文包的民主联军干部，在东街挨家挨户的看，那个夸公文包的人，每看一家之后，就在笔记本上记些什么。
电线杆子底下，来开会的人们熙熙攘攘。闾长：“肃静！方才我和民主联军的干部挨家看了一遍，打算安排民主联军的住处。凡是家里有两铺炕的，把北炕让出来，住民主联军。我把到各户去的人数公布一下。……。
我们家北炕小，住了四个机枪手。老杨家院里一共住了十五、六个士兵。他们把身上的东西放到炕上之后，有的战士担起扁担到井沿去挑水，有的拿起扫帚扫院子……，忙的不亦乐乎。
住在我家的机枪手把两挺机枪架到南炕上，枪口对着窗户，枪托在炕沿里面。看到了摆放在炕上的真枪，我十分兴奋。趁着屋里没人，我仔仔细细地把两挺机枪从头至尾看个够。然后，我趴在炕沿上，在一挺歪把子机枪的后面摆好了射击的姿势；我两只手握住枪把子，嘴里“突突突……嗒嗒嗒……”不停地“射击”。这一挺射击完毕，我又挪到另一挺机枪的后面，照例“突突突……嗒嗒嗒……”叫个不停。声音越来越大，终于被外面扫院子的战士听到。一个士兵喊道：“干什么呢！”“玩儿呢！”我随便地应了一声。
四个战士同时跑进屋里。一个人伸手把我从炕沿边拽到地当间，我生气地喊了起来，“干嘛呀！”另一个人说，“小孩不许乱动武器。”“玩儿一会儿怕啥！又没有真打！”这时，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进来了。他检查一下机枪，发现枪梭里押满了子弹，扳机也没有上锁。他立即发起了脾气，对着四个人大声吼了起来，说了几句骂人的脏话，最后说，“你们四个都给我写一份检讨，晚饭前交上来！”我伸了伸舌头，趁人不注意，偷偷地溜到房后，躲了起来。
晚饭后，孟宪刚和东街的同学在我家大门口喊我。我问：“干什么去？”“民主联军的‘鲁艺’教咱们唱歌。”“好啊！”我们一起来到警察署院里的一个房山头，那里已经集聚了不少同学。一个穿军装的女兵站在一张桌子上，“同学们！大家不要说话啦！肃静！我现在教大家唱歌。歌名是‘东方红’。我唱一句，大家跟着唱一句，好不好啊！”大家没有吱声。她又说，“好了！我先唱一遍，然后再一句一句地教大家！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她唱完了，又从头一句一句地教我们唱。直到深夜，大家才散去。
第二天，白天，还是那个女兵，还是在警察署房山头，她继续教我们唱歌。孩子们很快就和她混熟了。大家都叫她吕大姐。冯长友受几个同学委托，问吕大姐，“什么是**？”吕大姐：“**是**主席，他领导中国人民闹革命，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
晚上。冯长友找我们去警察署院里看节目。他说：“三五九旅的‘鲁艺’今天晚上出演节目。”“不是民主联军吗？怎么又出来个三五九旅？”“到我们这里的就是民主联军的三五九旅。”一个部队干部简单的讲了几句话之后，演出了小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我们觉得很有意思，没有看够。
第二天早晨，集合号在黑台上空响起。住在黑台的三五九旅的部队，全部出发，去了东安。
黑台从此解放了。
（2004120320070611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