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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沉思不语。
朱翊钧也越发来了兴致。
温纯这话，看似答得风马牛不相及，实则却是颇为激烈地回应了申时行。
这是引用柳宗元的《封建论》——有史以来公认跳脱政术，达到政理范畴的政论文。
柳宗元为了论述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开篇明义，也是温纯所引的这句话，圣人肯定是没错的，但封建并非圣人的本意，只是圣人所处的时代，只有那个条件而已。
封建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过是时代的选择，但是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一旦“势可”，圣人也会选择郡县，而非封建。
所以，当申时行引用心学圣人的政见，来驳斥温纯的西南大略后，后者当即以此回应。
王阳明彼时固然是对的，但那是基于彼时的风土人情得出的结论，如今已经世殊时异，大不相同了。
温纯环顾诸同僚，正色道：“国朝至今二百年，二百年间，开拓西南地理、华夏人口倍之、汉夷合流数代，变化可谓天翻地覆。”
“此时着手用夏变夷，较之国初，事半而功倍，绝不可同日而语！”
地理、人口、文化经过二百年演变，改土归流的基础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的。
无论是效率、成本，还是土司改而复叛的频率，都不能刻舟求剑。
说罢，温纯又从袖中掏出一卷卷宗，示意同僚传阅。
汪宗伊率先拿到手里，粗略扫了一眼，多是西南的地理、人文等。
尤其各大土司源流，更是事无巨细，罗列其中。
譬如播州杨氏，初为泸夷，也就是彝族先民，投机取巧上奏唐廷，自称乾符三年抗击泸夷而留居播州，至宋时，则攀附杨思权为祖，而后一路攀附杨业，乃至最后演变为过继杨家将后代等等，讲述了彼辈向华夏文教靠拢的历程，以及如何对症下药。
此外还有如今土司汉化的现状，佛教在云贵等地传播的蔓延速度，文教与前宋，以及国初的对比，等等等等。
显然，温纯是有备而来。
传阅到王国光时，老王头看也不看，递给了朱衡。
前者摸着头发，叹了一口气：“话虽如此，温宗宪可要知道，做事总要花钱的。”
户部的金科玉律，无论谁把政策描绘得有多天花乱坠，都需回答一个问题——钱从哪来里，要到哪里去。
再是世殊时异，西南贫瘠，入不敷出，这是短时间无法改变的事实。
说句难听的话，治安战是个无底洞，西南诸省哪怕成功改土归流，事后也未必回得了本钱。
算经济账，那真是亏到家了。
温纯也不避讳王国光的质问，神情坦然地点了点头：“此事确实靡费不少。”
不等王国光再言，温纯便朗声道：“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
“西南诸省，本是汉家，太祖皇帝既再造华夏，岂能安心将其视为征发资源，调动民力的外亲？”
“大司徒，这是我朝的天命，此时不花这个钱，往后恐怕反而耗费更多。”
这话一出，汪宗伊悚然动容。
他竟下意识拍案而起，击节称赞：“总宪此言在理！”
说罢，才反应过来失礼，便要转头朝皇帝请罪。
朱翊钧没理会这些细枝末节，只是上下打量温纯。
几年新政下来，这些大臣的精气神，当真是一个个都磨砺出来了。
温纯这话颇为含蓄，却正中要害。
所谓“我朝的天命”，可不是胡乱吹嘘。
后世常戏称，帝国的边疆，总是会不断刷新蛮族。
只能说，华夏三千年，强大得太久，以至于一切都似乎理所当然一般。
但土地可不管这些，谁征服这片土地，就是谁的领土，每一朝每一代，都是“再越关山，从头开始”。
这个过程甚至是别无选择的，华夏不做，蛮夷也会做。
当前宋拒绝消化新土地时，在家奴党项人眼中就失去了“文明灯塔”的地位，宁愿自创语言民俗，另立一国。
当蒙元霸天下百年之时，儒家的章服彻底崩坏，华夏的文教断绝脉络，百姓穿着色目人的衣服，豪门士族以蒙古名为荣——若非到了“泰半汉奸”的地步，不得不安抚天下大多数人，太祖皇帝吃饱了撑着才承认蒙元的正统。
移风易俗之事，并非朱重八振臂一呼，天下人就会重拾衣冠。
限制汉夷通婚，强令穿回儒家的服饰，用回汉家的言语，是一个极其艰巨的过程，直到嘉靖年间，汉奸才彻底失去统战价值，世宗皇帝才能顺势废除前元的祭祀。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成果，这是明朝从驱逐鞑虏，救亡图存，到用夏变夷，改土归流，一步步拿到手中的天命。
这条路必须继续走下去，没有停歇的余地。
一旦安于现状，土司可不会自然而然地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