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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态度，更加坐实了之前《美国印度人》报纸对张潮的指控是蓄意误导。
大家传播起来更加理直气壮。
待张潮在主讲台前站定，再三致意之后，现场的声音才平息下来。
他习惯性地轻弹了一下麦克风，才道：“感谢梅休女士对我和《大医II》的评价，让我受宠若惊。我一直认为，创作每一部都是一次崭新的冒险。
而这场冒险的终点，不是我敲出最后一个标点符号的时候，而是它与读者的第一次见面。
人间是一片广阔无边的海洋，文学是让我们得以漂流其上的一叶孤舟。人类依靠这叶孤舟，找到那些最能表达自己心绪的言语，从而与其他人产生联结。
能在一部作品中相遇，无论是对作者来说，还是对读者来说，都是百万中无一的奇迹。所以这部，就是献给那些愿意通过阅读与人间相联结，一同读过淼淼大海的人们。”
观众席不由自主发出了热烈的掌声。张潮用一个精妙的比喻，调动了现场所有人的情绪，尤其让那些喜欢他的读者感同身受。
接下来就是记者的提问时间了。大卫·米勒作为主持人，优先点出了几位事先安排过的记者，提了一下关于《大医II》这部的常规问题，无非就是主题、手法、主角、思想……和中学阅读题似的。
对这些程式化的问题，张潮的准备自然很充分，很圆满地就回答过了。
但一本新书的发布会显然不能这么无趣，在既定问题回答完以后，才是媒体们真正的自由发挥时间。
首先来自《大西洋月刊》的记者杰弗里·古德伯格问道：“我参加过《大医II》的文学媒体内部试读会，我对这部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对人物复杂处理，让他们显得真实又富有浪漫主义。
但这仍然是一种将人物‘英雄化’的处理方式，他们在面对‘大义’与‘个人’的抉择时，几乎没有犹豫过。这让我感到困惑。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309章陷阱最隐蔽的提问(第2/2页)
他们在面对道德困境时展现出的矛盾和挣扎不够充分。您是否认为在当代社会，我们仍然能够依赖传统的英雄模型，而不是去应该拥抱一种更加复杂、模糊的英雄观？”
这个问题有深度！张潮略微思考了一下，说道：“作为作家，我更倾向于探索人物内心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我认为‘英雄’的定义在现代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英雄不再是单纯的无懈可击的完美存在。
他们往往身陷道德的两难和生活的困境，在面对重大选择时无法完全遵从‘对与错’的简单划分——但是这是在美国的文化语境下的阐释，不能完全套用到中国身上。
打完南北战争以后，美国本土就几乎没有遭受过战火的洗礼，你们的人民也没有体验过流离失所、朝不保夕的生活。
而《大医》这部的背景是恰恰是在中国陷于内忧外患、山河破碎、家国倾覆的危机当中。自古以来，中国的教育就有培养‘舍身取义’的牺牲式的英雄人格的传统。（这句够不够英语化）
《大医》的三位主角，从职业层面上学习的是现代医学，但仍然深受这种英雄主义教育的影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君子’——君子，同时是‘知识分子’和‘英雄’两种身份结合的最高表现的载体。
所以，在危机关头他们‘没有犹豫’和‘不够挣扎’，才是中国式英雄的真实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英雄确实是我们理想化的投射，与我们一样，是有缺陷、有挣扎的普通人。
但在紧要关头，‘还在犹豫’‘还在挣扎’，是不是有点太像好莱坞电影了？”
最后这句话，引发了一片笑声；精彩的回答，也让提问的杰弗里·古德伯格十分满意。
紧接着《纽约时报》文化版的记者艾玛·霍普金斯接过话筒，语气犀利地道：“艾丽丝·梅休女士多次提到这本书涉及到‘文化适应性’和‘文化再造’。
但在我看来，这部作品似乎太过于‘中国化’了，而忽略了它与全球化文化的冲突。我的问题是，您认为《大医II》是否成功地架起了一座文化的桥梁，还是仅仅加深了文化的隔阂？”
“这……”张潮有些无语，不愧是《纽约时报》，看问题的角度都这么清奇，但是人家问了，自己不能不答。于是道：“如果你看过《大医》的第一部就知道，它可太‘全球冲突’了——中国都快被外国侵略者毁灭了。”
艾玛·霍普金斯：“……”连忙道：“我说的‘全球冲突’不是指……”
张潮不客气地打断道：“还有什么‘冲突’比战争更加惨烈和充满悲剧性？不要和我说那些文化或者语言上的摩擦、分歧，与真正的‘血与火’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
在一个国家、民族兴衰存亡的宏大叙事下，些许‘冲突’并不值得我去考虑。我更没有想要通过我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