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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升手里的权利有多大，在凌北市，基本上就没有他摆不平的事。
这句话是洪升在酒桌上亲口说出来的，看似是在吹嘘，其实是事实，除了市公安局一把手的权力之外，还有他多年经营的关系网，凌北市的任何麻烦他都能解决。
可是偏偏就拿李威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个人软硬不吃，完全不吃官场的那一套。
“李局，刚刚在打电话！”洪升试探着问道，他刚刚过来的时候看到了，而且注意到对方直接挂了电话。
“有问题吗？”李威看了一眼洪升......
朱远航的“治理共同体”理念逐渐在全国范围内被认可和推广，但与此同时，他也清楚地意识到，任何一项制度的创新，都会在实践中遭遇挑战。尤其是在基层治理中，制度的落地往往比设计更为复杂，牵涉的利益关系也更加微妙。
2024年秋，青岭县智慧治理系统的二期工程全面启动。这次的重点是“AI下沉计划”的深化实施，即把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渗透到村级治理层面，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信息壁垒。朱远航亲自带队，深入全县十三个乡镇，调研基层治理痛点。
在一次调研中，他来到青岭县最偏远的南岭乡。这里地处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村民普遍对新技术持观望态度。一位年过六旬的村支书拉着朱远航的手，语重心长地说：“朱书记，我们不是不愿意用新技术，而是怕用了之后，反而被技术牵着鼻子走。”
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朱远航。他意识到，技术的推广，不仅仅是设备的安装和平台的搭建，更重要的是要让群众真正理解、信任并参与其中。于是，他当场决定，在南岭乡设立“智慧治理试点示范村”，并亲自牵头组建一支由村干部、村民代表、技术专家组成的“共治小组”，以村民议事会为核心，推动技术与民意的深度融合。
试点村的建设过程中，朱远航提出“三步走”策略：第一步，建立“数字村民议事厅”，村民可以通过手机APP或村级智能终端，参与村务讨论和决策建议；第二步，设立“AI政策解读员”，由AI系统自动生成通俗易懂的政策说明，帮助村民理解复杂政策；第三步，构建“智能监督平台”，村民可随时查看村级财务、项目进度、干部履职情况，并提出质疑或建议。
这一系列举措迅速在南岭乡落地，并取得了良好成效。村民的参与度显著提升，村级事务的透明度也大幅提高。更令人欣慰的是，许多原本对技术不信任的老人，也开始主动学习使用智能设备，甚至有几位年过七旬的老党员，成了村里的“数字治理宣传员”。
试点经验很快被总结成《村级智慧治理操作手册》，并在全县推广。随后，省里也组织了专项学习会，邀请朱远航分享经验。他在会上强调：“智慧治理不是替代村民自治，而是赋能村民自治；不是让技术主导决策，而是让技术成为连接人心的桥梁。”
然而，就在基层治理稳步推进的同时，朱远航却接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通知??中央办公厅拟组织一次关于“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专题研讨会，邀请他作为地方代表发言。会议规格极高，中央多位领导将出席，各省也派出了主要负责人参会。
朱远航深知，这不仅是一次展示青岭经验的机会，更是一次对“治理共同体”理念的全国性检验。他连夜整理思路，准备了一份题为《从共治到共享：新时代基层治理的路径探索》的发言稿。
在发言中，他没有回避问题，而是坦诚地谈到了基层治理中的现实困境：比如技术推广中的“数字鸿沟”，比如公众参与中的“信息不对称”，比如制度设计中的“权责不清”等。但他更强调了解决路径：“真正的治理现代化，不是让政府变得更强大，而是让群众更有话语权；不是让技术成为权力的工具，而是让它成为服务人民的桥梁。”
这番话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广泛共鸣。会后，多位省级领导主动与他交流，希望借鉴青岭经验。而一位中央领导在总结讲话中特别提到：“朱远航同志的实践告诉我们，基层治理的现代化，不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技术革命，而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我们要鼓励更多像他这样的干部，敢于探索、善于创新、勇于担当。”
这场会议之后，朱远航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但他始终保持清醒，深知任何制度的推广，都必须经历时间的检验。他开始着手推动“治理共同体”理念的制度化落地，在县委的支持下，牵头起草了《青岭县治理共同体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六大核心机制：公众参与机制、权力监督机制、技术赋能机制、政策反馈机制、风险防控机制、干部激励机制。
方案出台后，县委组织了多轮论证，并邀请省社科院专家进行评估。最终，该方案被省委列为“全省基层治理改革试点项目”，并在全省范围内推广。
与此同时，朱远航也开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