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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造书院的想法，魏哲其实由来已久。
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人才！
同理，二世纪最重要的也是如此。
没有人才，没有足够的人才，什么宏图伟业都是白搭。
并且最麻烦的是，人才的培养周期相当漫长。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育才可要比种地麻烦多了。
若是不早早准备，等到事到临头魏哲也只能选择和士族豪门合作。
曹操是如此，曹丕更是如此。
刘宏在位的时候倒是搞了一个鸿都门学，但最终也不了了之。
毕竟当真正的良才都以在鸿都门学读书为耻的时候，便是天子门生也没用。
一个佞幸小人的帽子压下来，足以劝退七八成的年轻士子。
当然，这其中也有鸿都门学缺少名师大儒坐镇的缘故。
天子只是权势的根基，但却不能作为思想的根基。
以为坐在天子位置上就能解决一切的人，大多数都是对权势太过于迷信。
若天子的位置真那么有用，当年前汉也不会被王莽篡位了。
须知即便是光武帝这个开国皇帝，也是直到他孙子章帝时才召集各地大儒召开了白虎观会议。
三代帝王前赴后继，方才令皇权完成了从肉体到思想的统一。
不错，就是统一思想。
这个词不止现代的政治家清楚，两千年前咱们的老祖宗们就玩得很溜了。
比如汉章帝时颁发的《白虎通义》便统一认知，规定了官方思想：
那就是将谶纬学说与儒家经典揉合为一，将儒家神学化。
也正是因为这场会议，今文经学才力压古文经学，占据官学地位百余年。
并且这次会议还明确的肯定了“君为臣纲”为三纲五常之首。
从政治制度到道德观念，在白虎观会议上都得到了明确的规定。
虽然儒学的神学化在后世看来是一步烂棋，但不得不承认汉章帝是位真天子。
若刘宏当初有汉章帝这样的威望，也不会连一个鸿都门学都办不成了。
前车之鉴，后车之覆，魏哲自然不想重蹈覆辙。
亭苑之中，只见魏哲看着不远处的古松缓缓道：“县有县校、郡有郡学，幽州亦当有教化之所。依我看，这书院正好可以填补空缺。”
闻听此言，国渊便明白魏哲主意已定。
于是国渊便立刻转变态度，开始思量起如何执行起来。
良久之后，只见国渊面色凝重道：“如此，此书院必耗费甚多也。”
当着魏哲的面国渊也不遮遮掩掩，直截了当道：“本朝州郡官学不兴，除无名师坐镇之外，钱粮短缺亦是一项顽疾。若君侯欲令书院大兴，钱粮之上必不能短缺。”
这点不是国渊在趁机要钱办事儿，而是国情便是如此。
自春秋战国时期华夏私学便发展的如火如荼了，至如今早就颇为完善。
比如当下私学按照不同年龄、不同水平已经有一统教学体系。
其中“书馆”就是两汉进行启蒙教育的场所，教师称“书师”，主要对学生进行识字和写字的训练，主要负责开蒙。
这种书馆一般规模不大，大多都是书师以自己的居所坐馆设教，附近乡里学童会就近入馆就学，学生人数不等，少则几人，多至百人或数百人。
汉章帝时，提出“无神论”并且著有《论衡》王充八岁求学于会稽书馆时，书馆便有小童百人以上，可见私学之盛。
不过家资富裕的豪门富户一般都会聘请书师来家施教，这种便为“家馆”。
在这方面，连皇帝子女都是通过“家馆”接受启蒙教育的。
但无论哪种书馆，书师对学生进行的都是识文断字的基本训练。
等到接受完开蒙教育之后，学童进入“乡塾”学习儒家经典。
“乡塾”的老师一般称“塾师”或“孝经师”。
因为他们主要教授的就是《孝经》和《论语》等儒家经典。
这个阶段的教学要求对经书“粗知文义”，算是塑造学生的三观。
可以说绝大部分识文断字汉朝百姓，最多也就接受到这种层次的教育为止了。
只有少部分家资富裕、或者天赋过人的少年，才会继续求学。
比如范升“九岁通《论语》《孝经》，及长，习《梁丘易》《老子》”。
邓禹“年十三，能诵诗”，通《论语》，十三明《尚书》，十六治《诗》”
所以在当下这个世道，能接受高等教育的不是有钱、就是有才。
因此之故，大汉朝的高等教育就比较高端了。
讲学大儒一般都会在家乡或富庶郡县设立“精庐”或“精舍”，通过讲学吸收了大批生徒前来听课，而后择优录入门下。
至于不优秀的学子也没有关系，只要家资富裕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