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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总经理算的另一笔账，牵涉到与木船船户和船工的关系。他写道：
川江运食盐出川，过去一直由木船装载，转运到宜昌、沙市。我们为了贪图更多的运输业务，曾与当时军阀官僚联系勾结，破例地将运出川外的食盐交由福源轮（引者注：聚福洋行的轮船之一）装运，当即引起木船船户、船工大为不满，认为‘抢夺了他们的生意和饭碗。’因此，满载食盐的福源轮在南岸玄坛码头正待启航时，即被聚集起来的几百木船船户、船工阻止，不许开航，发生冲突，并上船捣毁轮船锅炉，杀死三领江颜永林。事件发生后，法国兵船立刻开来‘保护’，驱散聚集的船工和群众，后又护送福源轮开驶到上海修理。善后事务，则由法方向外交部提出交涉处理。
在清末民初，这个故事是很有代表性的。中国各地的木船船帮，面对强大快捷的轮船，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殊死搏斗。
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观点看来，轮船是应该赞美的。轮船挤垮木船，这是很正当甚至很正义的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便是技术进步，社会发展，消费者受益。这套逻辑当然不错，不过，必须有一张社会保障的安全网拦着，才能保证市场竞争的逻辑不被生存竞争的逻辑挤垮。中国官府没有少收费，却没有编织这张网。
1824年，清政府试行将运河漕运改为海运，漕帮水手陆续失业。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南北运河漕运全部停止，四千艘漕船的水手、纤夫、脚夫彻底失业。在没有安全网的社会里，这些人干什么去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当了盐枭或土匪，另有一部分加入太平军，稍后又有部分盐枭和土匪转入捻军，还有一些加入了镇压太平军的湘军。
1886年，运河漕运重开。1901年，由于轮船和火车的兴起，漕运最后停止。失去饭碗的六大漕帮又干什么去了？他们流入江湖，赌博贩毒，走私敲诈，组成了强大的黑社会——清帮。[129]
《经世文续编》卷四一概括说：“自咸丰初年，河徙漕停，粤氛猖獗，无业游民，听其遣散，结党成群，谋生无术，势不得不流为为贼捻。”[130]所谓“势不得不……”，这种逻辑，就是以生命搏取生存资源的逻辑，即生存竞争的逻辑。这是比市场经济逻辑更硬更原始的逻辑。
上述历史事实，都发生在一代人的生命周期内，甚至就发生在眼前，真所谓“殷鉴不远”。对社会和官府来说，到底是救济一个失业者合算呢，还是逼人为匪抢劫谋生合算呢？答案是明摆着的。在实际操作中，清朝官员也采取了减少失业的政策，但是他们的办法更加省事，只消画一个圈，批几个字，驳回轮船的运营申请，不许他们“与小民争利”。这是不给救济给政策的老办法。问题在于，中国官府给出的政策压缩了船商的权利，而按照欧美国家的规矩，船商的权利必须得到不折不扣的保护。两相冲突，到底谁说了算？
所有规则的设立，说到底，都遵循一条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清政府打不过洋人，只好由洋人说了算，让轮船抢木船的饭碗。而木船船帮又打不过官府，要不来救济，只好向轮船开战。
中国船帮自有一套打码头的传统，一套争夺饭碗的码头规矩。饭碗属于暴力竞争的胜利者。面对轮船，他们照例开打，砸锅炉，杀领水员，把官府不管的民事纠纷闹成刑事案件甚至人命大案。根据老经验，豁出偿命大闹一场之后，竞争对手在船帮打砸和官司敲诈的两面夹攻下，自然得不偿失，知难而退。本帮的偿命者，可以采用抽签抓阄之类的办法事先安排好，一条命换来众人的饭碗和生计，风险和收益不难计算。奈何世道变了，这套老办法引来了法国的兵舰和外交官的交涉。对手身后有一个和中国官府完全不同的政府。
黄总经理的叙述比较简略，没有交代这个事件的处理经过和结局，但我们可以在1924年四川万县发生的同类事件中看到常规。
杜之祥在《1924年万县事件》[131]中写道：
1924年6月19日下午，英商太古洋行的‘万流’轮驶至万县城对岸的陈家坝停泊，那里存放有英商安利英洋行的大批桐油待运。……安利英洋行的这批桐油，本已由万县的川楚船帮承揽，全部用木船装载从万县运出川，但当‘万流’轮一靠岸，安利英洋行的大班美国人郝莱立即出现在陈家坝码头，突然向中国船夫宣称：该洋行存放在陈家坝待运之桐油，全部改由‘万流’轮装运。洋船又要抢中国船夫的饭碗！这犹如一声晴天霹雳，在广大船夫中引起很大骚动。川楚船帮会首向必魁等代表广大船工出面与郝莱交涉，提出在川楚船帮未承揽到其他货物装运时，要求这批桐油仍由该帮木船装运，以维持广大船工生计。郝莱拒不接受。……
船工眼看饭碗将被打破，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有的便上前阻拦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