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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郎中的声音沉了下来，“去岁的账目拖了半年有余，至今未能厘清。如今西北战事胶着，朝廷屡次催问，兵部行文措辞一次比一次严厉。部堂大人已有明令，限期三月，必须将所有账目厘清核验无误，完成奏销！此事关乎边陲军心稳定，朝廷钱粮度支，若有半分差池或延误，你我皆担待不起。”
谢琢早已起身静听，此时目光扫过那堆厚重的卷宗，心知其中必定困难重重。但他面色沉静，并无畏难之色，向余郎中郑重一揖：“堂官放心，下官定当全力以赴，不负所托。”
余郎中见他应承得干脆，心下稍安：“有谢老弟这句话，本官便放心了。司里的人，你尽可调动，若有需要本官出面协调之事，也尽管开口。”
他拍了拍谢琢的手臂，“此事办妥，便是大功一件。万事开头难，你且先慢慢梳理，若有头绪，再行细议。”
“下官明白，谢堂官。”谢琢再次拱手。
余郎中点点头，不再多言，转身离去，步履间却似轻松了些许。
谢琢送走余郎中，当即便埋首于那座卷宗山中。他并未急于逐页细看，而是先取了总目与历年成例，于窗前静心翻阅，以求把握全局脉络。窗外的日头自东窗缓缓爬升，又渐渐西斜，在青砖地上投下长长的光影。值房内唯有纸页翻动的沙沙声。直到腹中一阵清晰的鸣响传来，他才从文书勾稽中惊觉，抬头望去，天色已是一片昏黄。
不过两三日功夫，凭借在翰林院锤炼出的缜密与对钱谷旧档的熟悉，谢琢便从那杂乱无章的文牍中，精准地揪出了两处极扎眼的关隘。
其一，在于粮草的损耗。粮米，自浙江起运，核销文书上赫然注明“路途折损并霉变”竟达三万石，损耗高达三成。而谢琢清晰记得，户部旧例及近年类似长途转运核销案卷，除非遭遇特大天灾或兵祸，损耗从未超过一成。
其二，便是军械采买的价目。数批刀剑、枪头、箭镞等铁制军器，皆由一家名为“福顺号”的商行承办，谢琢将其报价与同期京城工部采买军械的市价，乃至民间上等铁器的行市暗自比对，发现福顺号的报价平均要高出两成有余。蹊跷之处更在于，卷宗内竟寻不到任何比价、招幌或议价的记录存底，仿佛这高价是一拍即合。
谢琢心下沉吟，将相关卷宗单独抽出，以朱笔在紧要处做了细密标记，随后便起身，走向值房外堂。
他先寻到一位在专司粮储账目的老吏，客气请教。谢琢指着卷宗上那触目的损耗数字：“老先生，下官初核此卷，见这粮草损耗竟有三成之巨，远超常例。可是去岁转运途中，别有非常之故？”
那老吏姓吴，闻言抬起眼皮，手里慢悠悠地捻着几茎稀疏的胡须，眼神却有些飘忽，“回谢主事的话，西北路远，风沙又大，漕运、陆运转驳之间，这损耗……比起江南漕运直达，自然是要多些的……有时遇上暴雨山洪，粮草被冲走、霉变，损失就更不好说了。去岁好像确实有几处地方遭遇了灾情，损耗多些，也在情理之中。”
谢琢听了，并不驳斥，只是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温言道：“原来如此，多谢老先生指点。路途多艰，确需体谅。”
他旋即又转向另一位负责军械采买文书归档的吏员，此人姓赵，年纪稍轻，面相活络。谢琢将那福顺号的价目指给他看，状似不解：“赵兄，这福顺号承办的军械，价银似乎比市面通行之价高出不少。卷宗内又无别家比价，可是这家工艺特别精良，物有所值？”
赵吏员脸上立刻堆起笑容，打了个哈哈，手里还忙碌地整理着旁边的文书：“谢主事您明鉴！军械制造，最是讲究精良二字，价钱自然比寻常铁器贵些。这福顺号是京城的老字号了，在军械制造方面颇有口碑，用料扎实，工艺精湛，造出来的东西，兵部武库司的大人们都是点过头的。贵嘛，自然有贵的道理。这价钱，想必当初也是经过，呃，仔细斟酌的。”
这番话听起来冠冕堂皇，却经不起推敲。末了那句“想必经过仔细斟酌”更是意味深长。
谢琢心中疑虑，面上却依旧平和，甚至露出一丝受教的神色：“赵兄言之有理，军国利器，确乎不可单纯以市价衡量。受教了。”
至此，他已然明白，从这些积年老吏口中，怕是休想问出什么实质内情了。
这日午后，谢琢在值房内对着一堆数字核算良久，目力稍倦，便搁下笔，信步走到值房后侧一段僻静的廊庑下，凭栏而立，望着庭中渐黄的槐树，默默思忖下一步该如何切入。
正凝神间，忽觉身后官袍衣袖被人极轻地拽了一下。谢琢心头微凛，不动声色地回身。只见身后站着一个平日在司内做些抄录整理杂事的年轻吏员，姓李，面容憨厚，此时却脸色发白，眼神里满是紧张，不住地瞟向廊庑两头。
谢琢放缓声音，问道：“是李书办？有事寻我？”
李书办又飞快地扫视了一眼周围，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