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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陈阿莲一个人。
陈阿莲对未来的向往，早在夫妻分居，独自育儿的那些年被磨灭，她后来去香江，去美国，其实都是随波逐流。
她是个保守的人，哪怕在纽约生活多年，依然觉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所以杨志明的去世对她的打击很大。
杨乐怡在听过陈阿莲的往事后，保留了大的背景，比如法案被废除，男主阿光回国相亲的背景不变。
但故事里的阿光比杨志明更干脆，回到纽约不久，便找人搞定了移民名额。
因为分别时间不长，阿珍其实是带着“美国梦”到的纽约。
“美国梦”这个词，最早是历史学家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在一九三一年出版的《美国史诗》里提出来的。[1]
他认为，在这片土地上，每个人都能过上更好、更富足、更充实的生活，每个人都能凭借能力与成就获得机会，无论出身于地位。[1]
到后来，美国梦渐渐变成了无论出身、阶层、种族，只要努力奋斗，就能过上更好、更富足、更自由的生活。[1]
虽然“美国梦”被正式定义的时间不长，但早在十九世纪末，便涌现出了大批以它为主题的通俗小说。
这些小说的主旨，基本都是穷小子逆袭奋斗，走上人生巅峰。
不过到了近些年，反而是批判“美国梦”的现实主义题材更受欢迎，比如《了不起的盖茨比》、《愤怒的葡萄》，都是精品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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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几十甚至上百年里，“美国梦”一直都是经久不衰的议题。
杨乐怡在选择题材时，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在她的构思里，阿珍揣着“美国梦”来到纽约，所以在阿光为了名额，几乎倾家荡产，两人一穷二白的时候，她依然能保持乐观向上。
她坚信，只要他们坚持奋斗，迟早能在纽约买下属于自己的房子，过上幸福的生活。
所以文章的前半段，基调温馨向上。
到这里，这个故事就和陈阿莲的经历有了不同。
但陈阿莲听得很认真，双眼明亮，唇角一直挂着浅浅的微笑。
三万字的文稿读完，她仍意犹未尽，追问：“后来呢？阿珍得到那份工作了吗？阿光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迭声问完，陈阿莲想起来，对，她女儿还没有写完这个故事。
以前她去茶楼听书，也更愿意从头听到尾，而非听到一半被人剧透。何况夜已经深了，她明天还要上班。
不等杨乐怡回答，陈阿莲便说：“算了，后面的故事，等你写完再读给我听好了。”
“好。”
杨乐怡收拢文稿，陈阿莲却在这几秒钟的时间里，由阿珍想到了自己，迟疑问道：“乐怡，这个故事的结局……你想好了吗？”
杨乐怡抬头，对上母亲忐忑的目光，点头说：“想好了。”
陈阿莲上身往前倾，带着几分期待问：“可以告诉我，结局是好的吗？”
杨乐怡面露犹豫。
她认为，台山人将美国称作“金元王国”，认为这里遍地是黄金，只要能来到美国，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和“美国梦”异曲同工。
这是她决定写这个故事的重要原因之一。
她知道，不仅是战争时期的国人，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的人都把美国，乃至众多西方国家看做天堂。
在八、九十年代，一直流传着“外国的月亮比较圆”的说法。
所以那一代的人，很多把出国、移民，当做人生目标。仿佛只要出了国，他们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但现实真的如此吗？
不可否认，有些人出国后凭借自己的努力，过上了比在国内更好的生活。但也有很多人，在国内是知识分子，但出国后他们只能从事体力工作。
他们的生活真的有变好吗？也许他们本人会说有，但这话是否真心，见仁见智了。
杨乐怡来自信息大爆炸的网络时代，她早已对“美国梦”祛魅，所以在这个故事的设计上，她的想法和主流文学不谋而合。
这个故事，与其说是讲述美国梦，不如说是讲述美国梦是如何破裂的。
她将前半段写得这么温馨积极，更多是为了与后半段现实残酷作对比，所以故事的结局，依然是阿光的葬礼。
但杨乐怡不打算写看不到希望的悲剧，所以在她的计划里，葬礼结束阿珍枯坐一夜后，看到了太阳升起。
她还想到，也许可以致敬《飘》，用“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来给全文画上句号。
可此时此刻，对上陈阿莲含着期待的目光，杨乐怡没法把这话说出口。
她知道陈阿莲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现实中陈阿莲失去了丈夫和儿子，失去了买下属于自己房子的机会，所以她希望以自己为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