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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五年，夏。
金绍白入府已经半年。他像一棵被移栽到陌生土壤里的树，根系正在一点一点地扎下去，但周围的草木都想把他挤出去。
王府的格局，他摸清楚了。
王爷载琮住在正院，但正院只是个摆设。他大多数时间都在二姨太张氏的院子里——张氏是汉军旗，娘家在天津做盐商，有钱有势，是王府实际上的女主人。大太太静澜虽然是正室，但因为无子嗣，加上性子淡泊，早就不管府中事务，每天吃斋念佛，活像一个住在王府里的尼姑。
三姨太李氏生了两子一女，是府中人口最多的一房，但她为人懦弱，凡事不出头，在张氏面前低眉顺眼。
四姨太王氏生了一个女儿，五姨太赵氏生了一个女儿，六姨太刘氏无出，七姨太吴氏生了一个儿子金绍康——就是那个朝金绍白吐口水的小霸王。
各房之间明争暗斗，表面一团和气，背地里互相捅刀子。金绍白的到来，打破了原有的平衡——他是大太太的嫡子，名义上比所有庶出的子女都尊贵。这让二姨太张氏如鲠在喉。
“一个**养的野种，凭什么占着嫡子的名分？”张氏在饭桌上摔过筷子。
静澜当时正在喝粥，闻言放下碗，不紧不慢地说：“二妹，你这话当着我的面说可以，出了这个院子，就不要再说了。绍白是我的儿子，上了族谱的。你再说他是野种，就是打我的脸。”
张氏气得脸色发青，但不敢再说什么。静澜虽然不管事，但到底是正室，而且她的娘家——蒙古博尔济吉特氏——在朝中还有势力。张氏再嚣张，也不敢明着和正室翻脸。
但暗地里，她有的是手段。
金绍白住的院子叫“竹苑”，在王府的东南角，离静澜的佛堂不远。院子不大，但很清静，种着几竿翠竹，一口小井，一架葡萄。静澜让人重新粉刷了墙壁，换了新家具，铺了青砖地，还专门从琉璃厂买了一张红木书桌。
金绍白第一次走进这个院子的时候，愣住了。
他在醉月楼的后院住了十三年，睡的是柴房的稻草，用的是缺了角的碗，穿的是刘婶用旧衣裳改的补丁衣服。现在，他有了自己的院子，自己的房间，自己的书桌，自己的床——床上铺着崭新的棉褥子，叠着四四方方的锦被，枕头是荞麦皮的，枕巾上绣着兰草。
他站在床前，伸手摸了摸被面，滑溜溜的，像女人的皮肤。
“六少爷，您看看还缺什么？”赵妈站在门口问。
金绍白摇了摇头：“不缺了。太多了。”
赵妈叹了口气，转身走了。她走了几步又回头，欲言又止，最后还是说了：“六少爷，大太太对您，是真心的。您别辜负了她。”
金绍白没有说话。
他知道静澜对他是真心的。但这份真心，究竟是因为愧疚，因为慈悲，还是因为别的什么？他说不清楚。他只知道，每次静澜看他的时候，眼神里有一种东西，让他心里发慌。
那种东西，他在醉月楼见过。客人看姑娘们，是那种眼神。但静澜的眼神不一样——它更克制，更深沉，更让人不知道该怎么办。
金绍白把这种感觉压了下去。他不愿意多想。
光绪二十五年七月，顾砚秋开始教金绍白写文章。
“写文章，先要立意在先。”顾砚秋坐在竹荫下，摇着蒲扇，“你要知道你想说什么，然后再说。不是想到哪说到哪，那是拉屎，不是写文章。”
金绍白被这个比喻逗笑了。顾砚秋虽然是举人出身，但说话从来不端着，粗话俗话张口就来，金绍白很喜欢他。
“先生，我想写一篇论洋务的文章。”金绍白说。
顾砚秋看了他一眼：“你才读了几天书，就想论洋务？”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没读过万卷书，但我见过洋人。”金绍白说，“醉月楼里常有洋人来，我偷听过他们说话。史密斯先生也给我讲过很多。”
顾砚秋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你写。写完了我改。”
金绍白写了一篇《论师夷长技》，洋洋洒洒两千字，从船坚炮利写到制度变革，从洋务运动写到明治维新，最后得出结论：大清若不彻底改革，不出三十年必亡。
顾砚秋看完，沉默了很久。
“你这话，要是被人看到，是要杀头的。”他说。
“我知道。”金绍白说，“但先生教过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我不怕杀头。”
顾砚秋看着他，眼里有一种复杂的光——是欣赏，也是担忧。
“你的文章，锋芒太露。像一把刚出炉的剑，还没开刃，就急着要砍人。”顾砚秋把文章折起来，收进袖子里，“这篇文章，我替你收着。等你再大一些，再拿出来。”
“先生觉得我写得不好？”
“写得好。太好了。”顾砚秋叹了口气，“正因为太好了，才不能让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