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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清算
民国三十四年，九月。抗战胜利后的上海，迎来了对汉奸的大清算。
藕节没有参与国民政府组织的公开审判，那些在镁光灯下、在记者们的长枪短炮前、在全国人民的注视下进行的审判是**岐——不，军统的人该做的事情。
藕节做的是另一件事。她手里有一份名单。名单上的人，是那些在抗战期间罪大恶极、但在战后通过各种关系逃脱了审判的汉奸。他们有的改名换姓躲到了乡下，有的花钱买通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摇身一变成了“地下工作者”，有的干脆逃到了日本人的庇护所里。藕节一个一个地找，一个一个地杀。
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到民国三十五年三月，藕节亲手处决了十二个漏网的汉奸。她用的是爹爹的短刀，杀完人后在现场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四个字——“民族罪人”。不是“泥鳅”，不是“金昭”，是“民族罪人”。
这些纸条后来被报纸记者发现了，登在报纸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人说是“侠客”，有人说是“义士”，有人说这是“私刑”，不符合法治精神。说什么的都有，但没有人知道这些纸条是谁留下的。没有人知道那些汉奸是谁杀的。
顾人凤在报纸上看到那些报道的时候，正坐在裁缝铺的柜台前喝茶。他把报纸放下，看着藕节。
“藕节，是你做的？”
藕节正在柜台后面拨算盘，头都没抬。“不是。”
顾人凤笑了。“你骗不过我的。”
藕节拨算盘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拨。
“顾人凤，有些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你不知道，对你安全。”
顾人凤放下茶杯，站起来，走到柜台前。“藕节，从我把老周带到你面前的那天起，我就没有什么安全可言了。军统那边我回不去了，共那边我也不算自己人。我就是你的尾巴，你走到哪我跟到哪。你知道的，我也知道；你不知道的，我也想知道。”
藕节抬起头看着他。他的头发没有以前梳得那么整齐了，额前总有几缕碎发垂下来。他的西装没有以前那么挺括了，领口和袖口有些磨损。他老了。不是那种突然的、让人猝不及防的老，是一点一点地、一滴一滴地、像蜡烛一样慢慢地熬干了自己的那种老。
“顾人凤，你后悔吗？”
“后悔什么？”
“后悔跟着我。后悔把自己的前途都搭进去了。”
顾人凤看着她，沉默了很久。“藕节，我这辈子做过很多事。留过洋，做过买办，赚过钱，赔过本。爱过不该爱的人，做过不该做的事。唯一没有后悔过的事，就是跟着你。”
藕节低下头。“你傻。”
“我知道。”顾人凤笑了，“但你也不聪明。我们两个傻子，凑一块儿，刚好。”
民国三十五年春天，藕节接到了一个来自天津的电话。
电话是沈碧桃打来的。沈碧桃在电话那头的声音苍老了很多，沙哑，缓慢，像一把生了锈的剪刀在剪一块厚厚的布。“藕节，娘想你了。你回来看看娘吧。娘可能等不了太久了。”
藕节握着电话听筒的手在发抖。“娘，您怎么了？”
“没什么，就是老了。老了就想闺女。”
藕节挂了电话，在柜台后面站了很久。她想起爹爹死在北平城外的时候，娘在电话那头——不，那时候没有电话——娘在天津的烟纸店里等消息，等了三天，等到了李燮和的电报——“金绍白病故，速来北平。”
娘收到电报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她从来没有问过。她不敢问。她怕听到答案，怕那个答案太沉，沉到她扛不动。
藕节把裁缝铺交给周师傅打理，自己坐火车去了天津。
天津变了。街头巷尾的日文招牌已经拆干净了，太阳旗换成了国旗，日本兵换成了国民党的士兵。但城市的骨架子没变，海河还是那条海河，解放桥还是那座解放桥，老城厢的胡同还是那些窄得进不去黄包车的胡同。
沈碧桃住在南市一间小小的平房里。房子不大，一间堂屋一间卧房，没有厨房，灶台搭在屋檐下。藕节到的时候，沈碧桃正蹲在屋檐下生炉子，烟熏得她直咳嗽。
藕节站在院子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沈碧桃穿着一件灰扑扑的棉袄，头发花白，在脑后挽了一个小小的髻，用一根木簪别着。她的腰弯了，蹲在那里像一个干瘪的老太太。
藕节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娘。”
沈碧桃转过身，看着藕节。她愣了一瞬，然后笑了。笑得很不好看，缺了两颗牙，嘴角歪着，但那种笑是藕节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看的笑。
“藕节回来了。”沈碧桃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娘给你包饺子。”
藕节走过去，抱住她。沈碧桃比她矮了半个头，瘦得像一把干柴，抱在怀里硌得慌。但藕节抱着她，抱得很紧。
“娘，藕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