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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
2024-9-2220:32北京新京报官方账号
重新认识毒与药：“毒”的两面性在中国传统药学中如何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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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是中国传统药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中国医学的形成期，“毒”的意涵比现在它所承载的负面意思更复杂。汉代的字书中出现了该字的一个重要释义“厚”，它暗示力量、厚重和丰足，此解释引申出广泛的含义。其他中国早期文献中的“毒”也呈现多样意涵，从有效的治理到“德”畜养万物的力量，从猛烈的药物到致命的毒物。“毒”还被用来比喻刺耳却有建设性的言语。总而言之，“毒”的两面性就在于它既可能带来益处，又可能造成危害。
“毒”的两面性在中国早期的本草着作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它指向猛烈的药力，药物的治愈力正是由此而来。《神农本草经》里建立的三品分类法把“毒”作为药物分类的主要标准。有毒药物因其猛烈而具有治病的价值，但也正因其猛烈而可能使人生病甚至死亡。因此，使用毒药的艺术就是在不损害生命活力的前提下有力地祛除疾病。六朝时期的本草着作，例如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更详细地描述了这些猛药。它们遍布于矿物、植物、动物和食物类药物，并被赋予广泛的医疗用途。到6世纪，中国传统药学已确立毒药在治疗中的关键作用。
本文选自《以毒为药：古代中国的医疗、文化与政治》，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以毒为药：古代中国的医疗、文化与政治》，刘焱着，朱慧颖译，光启书局2024年7月版。
汉代的《史记》讲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将言语和药物相比较，发人深省。它说的是，后来成为汉朝开国皇帝的刘邦在京城打败秦军后，被奢华的秦宫引诱，想住在那里。他手下的将领樊哙想劝他改变主意，但刘邦不听。这时，谋士张良进一步责备刘邦沉湎于胜利的喜悦，认为这只会重蹈秦国的覆辙。张良让刘邦听从樊哙的警告，因为“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最后，刘邦采纳了张良的建议。故事的意思很清楚：难听的话和猛药相似，让人难以接受，但最终还是会使人受益。
张良的这句话如今在中国家喻户晓，但是“毒药”已被替换成了“良药”。这个更替很能说明问题，表明“毒”的意涵在历史上经历了变化。今天，“毒”是英文单词“poison”在汉语中的标准对应字。和“poison”一样，“毒”这个字也让人联想到危险、伤害、阴谋。但是，“毒”在历史上并不总是指向负面事物，它还有各种不同乃至相反的含义。这个字出现在古代中国各种医学、哲学和制度文本中，虽然在这些早期的文本中确实能看到“毒”的负面意涵，但它也能指君王的优秀品行或者猛烈的药物。“毒”的这种正面意涵在上面的故事中显而易见，它指向药物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它们能治疗疾病的关键。这个“猛烈”的概念，即其不仅可以作为毒物害人，而且可以作为药物治病的能力，是古代中国药物治疗的核心。因此，中国的医者采用大量被认为有毒的物质，并巧妙地用它们来治病。我们要理解中国传统药学，就必须掌握“毒”的两面性。
这一将毒药用于医学的重要传统起源于中国药学的形成期，即汉代至六朝时期。在此时期，各种矿物类、动物类，尤其是草木类强劲物质被纳入药用的范畴。在汉代，“毒”成为药物分类的基准，汉代的药学着作按照毒性将药物分成三品，认为有毒的药物可以治疗疾病，这是一个贯穿于整个帝制时代的治疗原则。六朝时期，中国传统药学蓬勃发展，对毒药的指定、鉴别与使用有更详细的说明。至6世纪，“毒”在中国已成为界定药物、指导治疗的核心标准。
《本草中国》第二季（2019）剧照。
《神农本草经》中的毒药
“毒”的两面性在中国传统药学中如何体现？该问题将我们引向中国第一部药学专着，约成书于1世纪的《神农本草经》。这部药学经典的书名值得我们注意。“本草”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代，既指药物知识，又指记载此类知识的文本。正如英文单词“root”（根）有比喻义，“本草”的字面意思是“根源于草”（“本”用作动词）或“根与草”（“本”用作名词），它表明了草药在汉代药学中的显着地位。中国的本草书类似于欧洲的一类药学着作，这类着作通常称为“materiamedica”，可以追溯至1世纪古罗马医生迪奥斯科里德斯的奠基之作《药物论》。这两类书都列出了许多药物，并说明每一种药物的属性、产地、外观与用途。
那么谁是“神农”呢？作为《神农本草经》托名的作者，他是一位在远古之时开创农业、造福子民的圣人。他还被认为发现了有用的药物，这为他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