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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墨稷下先生等都办教育，育人才，传播科学文化，也是一种类型的爱国之举，总之，爱国是多种形式的，关键是在生死关头能不能全节，“表现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在这方面齐鲁诸子为我们留下了光辉的思想、模范的行动，齐鲁文化的这一基本精神，对我们国家的统一巩固、民族的团结凝聚，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也成为我们民族的基本精神之一。
三、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上节我们在讲齐鲁文化的特点时把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作为将齐鲁诸家诸派思想联结为一体纽带进行了分析，也就是说，尽管各家各派思想特点和体系有别，但积极人世、救世的精神是一致的，因此形成了齐鲁文化的经世致用的基本精神。(略)四、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人所共知，齐鲁文化，甚至中国传统文化有个基本观点，叫做天人合一。不仅神道主义者认为，天是人的主宰，“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就是作为哲学的自然观，也是“天人合一”的观点。
孟子讲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是天人合‘观点的开端。孟子的所谓性，就是人固有的本性，如“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所谓心，就是思维器官：“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上》)所以，尽心便能知性，知性也就知天了。但孟子没有明确提出天人合一。
《易传》讲“人与天地合德”思想。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镕，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乾卦·象传》)又说，“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泰卦·彖传》)阴阳家更将天象和人事挂在一起，讲“天人感应”：这种观点影响至深，至今中医、气功、宇宙全息论等以此为基本理论。
但是，在天人合一思想贯穿的齐鲁文化当中也不乏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其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天论》云：“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明确天人之分，提出“制天命而用之”、“人定胜天”的光辉思想，强调人的能动作用。这种思想在古代是难能可贵的，里面充满了辩证、唯物精神。对后世影响至深至大。
五、“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民贵君轻”思想是孟子首先提出来的。《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民本主义发展到战国时代极激进的口号。其实，民本主义并不是形成于战国，在春秋时期已形成一种思潮，影响了诸子思想，最早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是管仲，齐国诸子都是管仲的信徒，自然都是人本主义者。然而鲁国的儒、墨在“重民”、“爱人。”方面，更加激进，理论也更系统。孔子的仁学思想体系，就是在民本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仁者爱人”，是对人本主义的最高概括。“民贵、君轻”是对人本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注脚。(略)六、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人道”是相对于“神道”来讲的。“神道主义”以神为本位，把人放在被神支配的被动地位，是没有独立人格的。如“夏道尊命、事鬼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人在神面前是奴隶，奴隶是不被当人看待的。人道主义是以人为本位，强调人的价值，尊重人的独立品格，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一句话，把人当人看待。把人当人看待，在中国始于西周的“敬天保民”，或“敬德保民”，二者意思一致，重点在“保民”。“德”和“天”也不分。因为周人还不是人道主义者，仍然重天讲命，只是鉴于殷亡，看到了奴隶的力量。至春-秋奴隶解放运动中，人本主义形成之后，古典人道主义才真正形成。
人道精神，是齐鲁文化的灵魂和核心。齐鲁文化是围绕“人”这个核心展开的，因此，我们把齐鲁之学概括为“人学”或“仁学”。也就是说，齐鲁诸子百家，无不高举人道旗帜，把人作为治国的根本。如管、晏主张富民、利民、顺应民心，因民之俗，从民之欲，稷下先生基本遵循管、晏思想，稍变形式，而本质一样。墨家的兼爱、非攻、非命、节葬、贵义、兴利，“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非乐上》)，无不从“人”出发，为人谋利益，为劳动人民谋利益。因此，无不放射着人道精神的光辉。当然，人道精神体现最突出、理论最系统的还是儒家，孔于是当时、甚至是中国古代最光辉的一面人道主义的旗，他创立的儒家文化体系称为仁学体系，也就是人学体系。他那“仁者爱人”的命题，是人道精神的最高体现。孔子比管、墨高明，似乎他突破了阶级的、种族的、国家的、地域的局限，把“人”作为一大类来看待。他的“爱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