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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退避三舍诱敌，趁楚军方阵大乱时一举击败强大的楚军，挫败了楚国北进的势头.为周王室一吐几百年郁积的怨气.晋文公重耳也因此一举而跻身“春秋五霸”之列。楚国虽遭此败但是元气未伤，仍然不断攻城略地。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北伐陆浑戎至于洛阳，在东周的王都郊外举行阅兵仪式。周定王派王孙满劳师，楚庄王公然探问周朝传国之鼎的轻重大小，并且扬言说，楚军只要折断戈矛的尖端，就足够铸成九鼎了。此后，楚军锋芒益锐，所向披靡。在春秋战国之交，相继灭陈，灭蔡，后来又灭越，成为席卷南土、问鼎中原的极强盛的国家。楚国兼并的小国，有案可稽的，也在四五十个以上，多在今湖北、河南、安徽、江苏等地。
《战国策·楚策一》“楚，天下之强国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楚国之疆域，虽然时有得失损益，“但在其鼎盛时期，据考察其地跨今十一省，兼县三百余，为战国时代最大之国”。””楚国的这种蓬勃发展的势头，从西周初年算起，持续了大约700年之久，直到战国后期楚怀王时代，由于重大决策失误，才出现转折。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战乱频仍的时期，也是社会政治发生剧烈变革的重要时期。周王朝从衰微走向瓦解，诸侯各国通过兼并战争夺取政权。其中受益最大的，莫过于楚国。楚国从局促于丹阳一隅的“蛮夷”之邦，通过南征北战，变成“地方五千里”的战国时代最大之国，发展速度是很快的。不断开拓疆土所形成的大范围内的民族融合，无疑是使楚国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爱国主义精神密切相关的，是宽容宽厚的态度和广阔博大的胸怀。楚国吞并了如此众多的国家。纵横跨越今天的11个省，面临的具体情况肯定是极其复杂的。黄瑞云先生在《楚国论》一文中说：“华夏蛮夷濮越，文明程度相差很大，历史渊源各不相同，楚国都能加以安抚。楚国在战争中从未有过像秦军那样，动辄斩首几万，也没有见过大量俘馘的记录。”张正明先生也在其所著的《楚文化史》中说：“对于被灭之国，楚人的惯例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即使对于蛮夷，也是相当宽厚的”。正因为如此，楚国才能够得到各民族的拥护，显示出强大的开放性和凝聚力，在横跨大江南北的广大领域，建立起一个强盛的积极进取的多民族国家，并且不断强化其臣民的国家认同的观念，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强烈的本土意识和民族意识。应该说，这是楚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获得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
说起楚国人们总能联系起屈原，屈原出生于贵族。在他生活的年代，楚国已经有了700多年的历史，正经历着从盛到衷的过程。屈原屈原从小就怀着振兴楚国的远大志向。他博学多才，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塾馆教育，饱览当时能够搜集到的诗书。青年时代走出三峡，步入楚宫，曾做过兰台宫文学侍臣。屈原见闻广博，记忆力强，对时代风云变化了如指掌，擅长口才，很快成为楚国政坛引人注目的人物。
楚怀王十一年（公元前318年），屈原由文学侍臣晋升为左徒，仅次于楚国最高行政长官令尹，相当于后来的副宰相。这时候屈原才22岁。他对内经常和怀王一起讨论国家大事，颁布政令；对外处理楚国与列国的外交事务。楚怀王非常信任他。当时的战国形成东西两大阵营，即西边的秦国想吞并东边的六国，东边的六国联合起来抵御秦国的兼并。屈原审时度势，对内推行举贤授能、彰明法度、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政治路线；对外实行联齐抗秦、南北合纵的统一阵线，争取和平环境发展楚国。就在这一年，屈原协助楚怀王邀请齐、韩、赵、魏、燕五国君王在楚国的郢都（今湖北省江陵县纪南城）聚会，缔结了战国历史上第二次六国联盟，公推楚怀王为“纵约长”。楚怀王早年也曾有过继承先王遗志，完成统一大业的宏伟构想。他叫屈原秘密起草了一个革新楚国内政的《宪令》，屈原刚完成草稿，便被上官大夫靳尚发现，要将稿子夺去。屈原当然不肯给他。靳尚在职务上与屈原相等，他之所以敢于夺稿，有着复杂的背景和深刻的原因。
屈原在楚国政坛的崛起，他的一系列政治主张的提出，有楚宫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老百姓拍手叫好，却引起了旧贵族势力的一片恐慌。因为屈原的政治主张特别是改革主张，跟楚国早年的改革家吴起有许多共同之处，对旧贵族势力显然不利，对楚国内部的亲秦派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两股势力的代表人物是令尹子椒、南后郑袖、上官大夫靳尚和稍后的公子子兰。他们结成死党，在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用恶语中伤屈原。怀王虽然对屈原十分欣赏，但他又孤傲自大，头脑简单，无主见。怀王经不起郑袖、靳尚一伙的挑唆，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