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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永徽六年以来,在李治的主导下,大唐内政有过几次大的改革。
最先改的是田制,从均田制改为租田制,田地全部收归国家。
虽然当初阻力很大,但这几年下来,百姓们发现与原来的均田制并无区别,反正田还是自己耕种。
而且改制之时,那些田地被侵占的百姓,又得以重新分配良田。
那些侵占百姓田产的大户,不得不将侵占的田产吐出来,相当于一次土地再分配。
田地归了国家后,那些大世族想要再吞并百姓的田地,就变得十分困难。
当然,办法还是有的,却需要耗费大量精力,风险也高,这几年来,土地兼并的现象减少了很多。
这也是大唐这些年不断征战,又将府兵改为募兵、军费大幅增加,财政盈余却依然节节升高的原因。
田制改革的良好效果,也在无形中提高了皇帝的权威。
就比如这次对大食的作战,称得上劳师远征,又看不到明显的好处。
若是几年前,朝中文官必定集体反对,如今却几乎听不到反对声音。
国家既然有钱,大臣们又何必跟皇帝唱反调呢?
田制改革后,朝廷也有一系列相应的改革,比如兵制改革。
如今府兵制正在朝着募兵制缓慢过渡,这次远线作战,动用的正是募兵。
他们不需要顾虑家中农事,每个月都有俸禄可领,直接发放家中,足以养家糊口。
如此,便可以安心在前线作战。
最后一个则是税制改革。
税制改革进行了两次,第一次的侧重点,主要是取消了租庸调中的庸,让百姓们不必再承受繁重的徭役。
此事推进最为困难,因为失去免费劳力,朝廷需要花钱雇佣,会增加一笔额外开支,又看不到任何好处,当时反对声音很大。
李治通过在鲁城县试点,让朝廷大臣们认识到,取消徭役,会在无形中释放民力,增加生产。
而且雇佣百姓们干活,又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领钱做工的效率,比服徭役的百姓强了数倍。
这些年来,全国各地的官道、桥梁、渠河等基础设施,大幅提高,各个州县的产出也一年比一年高,商业发展迅速,民间一片欣欣向荣。
尤其是河北地区的百姓,原本对朝廷怨愤甚深,如今日子好过了,这些怨恨也不知不觉消弭于无形。
最明显的例子便是燕山会在河北已经几乎销声匿迹。
朝廷攻打高句丽那会,他们还上蹿下跳,结果被河北百姓大量举报,一批骨干都被抓了,飞羽班也是那时候被误抓的。
剩下的余孽,见燕山会这个旗号不大管用了,也只好回到老家,耕田为生,毕竟也要生计。
税制改革的第二个侧重点,是将收粮改为收钱。
以前都是百姓们向县府纳粮帛,县府再将粮帛运送到州府,州府最后运送到长安、洛阳。
所以以前的国库里,大部分是粮食和布帛。
李治后来改制,想简化收税流程,将收粮帛改为收钱。
不过后来与朝臣商议,发现如果直接收钱,百姓们需要把粮帛转换成铜钱,容易遭奸商压榨。
因此,百姓们依然交粮帛,再让县府官员找粮商布商换成钱,最后再上交国库。
这样可以节省一大部分运力。
这项改革对民间没有影响,最大的改变是国库中堆满了铜钱和布帛,也导致一度出现铜钱荒,民间多了许多假币劣币。
武媚娘因此建议过李治,铸造新钱应对,李治却没有同意,而是采取从倭国挖取金银矿,用金银填补市场铜钱的不足。
自大唐得到倭国一半左右领土后,户部便下令瀛州都护府的州县,雇佣矿工,开采金银矿。
因此每个月都有大量金银流入大唐,缓解了铜钱压力。
铜钱不缺了,劣币和假币自然不再受青睐,那些背后之人见不能谋利,自然也就去想别的生财法子了。
西域国家很多都以金银为钱币,随着大唐这次一战震惊西域,以后来大唐的商人也会越来越多。
换句话说,流入大唐的金银也会更多,换取大唐的丝绸和茶叶,货币问题正在朝着良性方向发展。
李治本以为国家内部一切向好,不需再行改革,然而这次羌人收税的问题,又让他发现一个新的问题。
不仅是羌人,百济、漠北、安西等地的税收,因特殊缘故,税收标准都与其他地方不同。
简单来说,大唐打下一片新土地后,朝廷会先免税三年,让其恢复元气,再开始收税。
税收的标准,则需要依据户部的评估。
就比如昆藏都护府,生长在那外的吐蕃人,原是半农耕、半游牧的生活方式。
那外有法种植稻粟,主要作物是裸麦(青稞)和大麦,可耕农田是少。
又因海拔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