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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的秋老虎来得迟，都九月中旬了，午后的阳光还跟泼了油似的，烤得人浑身发黏。
刘建国坐在自家建材店后院的凉棚里，手里的茶杯续了三回水，还是没喝进去几口。
搪瓷杯沿结着圈褐色的茶渍，就像他心里那些解不开的疙瘩，密密麻麻堆着，堵得人喘不过气。
凉棚外的水泥地被晒得发白，几只苍蝇围着墙角的垃圾桶嗡嗡打转。
店里的伙计小马轻手轻脚走过来，递上一沓进货单：“刘总，这批钢筋的单子该签了，厂家那边催了两回了。”
刘建国头也没抬，挥了挥手：“放那儿吧，等会儿再说。”
小马犹豫了一下，没敢多问，蹑手蹑脚地退了回去。
他知道老板最近心情差到了极点，自打上周检察院的人来店里查账，刘建国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眉头就没松开过。
谁都知道，刘建国这几年靠承接市政工程发了财，可这行当里的猫腻，哪经得起细查？
刘建国指尖在杯壁上蹭了蹭，冰凉的触感让他混沌的脑子清醒了几分。
他掏出手机，解锁屏幕，盯着通讯录里“汪叔”那个备注，手指悬在拨号键上，迟迟不敢按下去。
汪叔，汪明远，以前是市里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去年退居二线。
论辈分，刘建国得喊他一声叔，俩人的交情，得追溯到刘建国他爹那辈。
当年刘建国刚入行，没少受汪明远的照拂，后来生意做大，也没忘了孝敬这位叔。
这次出事，刘建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
三天前，汪明远给他打了个电话，说事情有点棘手，本地的关系网动不了，得去北京找个老同学帮忙。
那老同学现在在部委里任职，只要他肯出面斡旋，撤销案子应该不成问题。
挂了电话，刘建国当即取了二十万现金，用一个黑色的双肩包装好，送到了汪明远家。
汪明远没收，只说：“建国，咱们这关系，我不能要你的钱。你放心，我这就动身去北京，一定帮你把这事办妥。”
就是这句话，成了刘建国这些天唯一的精神支柱。
可自从汪明远上了火车，给他发了条“已出发，勿念”的消息后，就再也没了音讯。
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不回，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
“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刘建国心里咯噔一下，冒出个不好的念头。
他越想越慌，猛地站起身，搪瓷杯被带得晃了一下，半杯凉茶洒在裤腿上，冰凉的感觉顺着皮肤往上窜，可他一点都没察觉。
他在凉棚里来回踱步，脚步越来越快。
脑子里像过电影似的，把自己这些年干过的那些擦边球的事全过了一遍。
偷税漏税、工程偷工减料、给官员送回扣……哪一件拎出来，都够他喝一壶的。
这次检察院查的，是去年的一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据说有人匿名举报，证据还挺扎实。
“要是汪叔那边出了岔子，没人帮我斡旋，这案子一旦定性，我不光是要坐牢，这辛辛苦苦攒下的家业，也全完了。”刘建国攥紧了拳头，指节泛白。
他老婆带着孩子去外地旅游了，临走前还跟他说要给他带纪念品，他现在却连跟老婆报个平安的勇气都没有。
另一边，北京的长安街，秋风吹得正劲。
汪明远裹紧了身上的夹克衫，站在人行道上，有些茫然地看着眼前川流不息的人群和车辆。
他已经在北京站附近的小旅馆住了两天了，可那个老同学的电话，始终打不通。
出发前，他特意翻出了压在箱底的通讯录，找到了老同学的联系方式。
他记得当年上学的时候，俩人关系最好，一起逃过课，一起泡过图书馆，毕业的时候还互相承诺，以后不管谁混得好，都得拉对方一把。
后来老同学考了公务员，一路往上升，而他则回了老家，在检察院干到了退休。
这些年，俩人联系不多，但逢年过节，还会发个短信问候一下。
他原本以为，凭着当年的交情，老同学应该会卖他这个面子。可真到了北京，他才发现，事情远比他想象的要复杂。
第一天打不通电话，他以为是老同学忙；第二天还是打不通，他心里就有点发慌了。
他试着打了老同学单位的电话，接线员问他有什么事，他又不敢说得太详细，只能含糊其辞地说有私事找，接线员说领导正在开会，让他晚点再打。
“难道是他知道了我找他的目的，不想管？”汪明远心里犯起了嘀咕。
他不是不知道，包庇刘建国这种事，风险很大。
一旦被查出来，他这一辈子的清誉就全毁了。
可他又不能不管刘建国。当年刘建国他爹救过他的命，这份恩情，他记了一辈子。
刘建国出事，他不能坐视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