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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汇演那点红火，在春耕的锄头下碎得连渣都不剩。
任世平把卷了边的一等奖奖状仔细叠好，塞进炕席底下压平，又用三层旧粗布把那把立过功的二胡裹得严严实实，压进木箱最深处。
指尖刚触到琴杆上被岁月磨亮的木纹，生产队那口铜钟就“当当当”撞破晨雾，冰冷的钟声像鞭子，把他从短暂的荣光里抽出来，狠狠拽回永不停歇的黄土农活中。
1966年的春风，裹着西北特有的干黄土，打在脸上糙得刮人皮肉。
任世平扛着锄头走在田埂上，肩膀被扁担磨出的旧伤还在隐隐作痛，手心的裂口沾了土，又硬又疼。
他比谁都迫切想离开郭任庄，想跳出这祖祖辈辈困守的农村，可现实像一道焊死的铁闸，把所有农民死死锁在田地里。
1958年全国户口登记条例一落地，城乡二元户籍就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1964年两个“严加限制”再上枷锁，农村人往集镇跑、集镇人往城里钻的路，全被堵得严丝合缝。
没有城市招工指标、没有学校录取通知书、没有准迁证明，就算长了翅膀，也飞不出这片黄土地。私自进城叫“盲目外流”，被抓住就得遣返，粮站不供粮，单位不敢收，连口凉水都喝不上。
任世平的心，比寒冬里没烧透的土炕还凉，还沉。
他不是没拼过，不是没挣扎过。
夜里趴在煤油灯下，一遍遍摩挲着大哥任世和寄来的信，把每个字都嚼碎了记在心里。
哥十八岁当兵，入党立功，复员后赶上四清工作队招人，凭着党员和退伍兵的双重身份，一路顺风顺水，转眼就进了县城国营建筑公司，正式吃上商品粮，领上固定工资。
信里写得明白：每月工资三十二块，一分不少；粮本上白面、大米按月供应；单位宿舍烧暖气，再也不用蹲冷土炕、挨西北风；穿的确良褂子，口袋别钢笔，走的是平展展的柏油路，见的是公家干部，说的是场面话。
同样是一娘同胞，吃一样的奶水长大，他在土里刨食、出死力气、挣一点点的工分；哥在城里端铁饭碗、干轻松活、过体面日子。差距像横在眼前的黄土坡，高得望不到顶，跨不过，也绕不开。
“老二，不是哥不帮你，是哥真的难。”清明前后，任世和穿着单位新发的蓝色工装，裤线烫得笔直，专程从县城回来。
他看着弟弟满手裂口、肩背被农活压得微微发弯的模样，喉结滚了又滚，声音发哑，“现在严控农转非，全县每年的指标才千分之一点五，比登天还难。我托人问过，建筑队招临时工，能混口饭吃，可户口落不下，粮票分不着，干到死还是农村人，脱不了农皮。一口吃不成胖子，急也没用，政策摆在那，谁都没法子。”
任世平蹲在灶门口，往火塘里填着干槐树枝，火苗噼啪作响，映得他眼眶发红。
他懂哥的难处，哥在国企立足不易，步步都得小心，哪敢碰政策红线？
可他才二十五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不想一辈子困在黄土地里，不想天不亮就下地、天黑才归家，不想被工分掐着脖子过日子，不想连娘吃药、换块细布，都要抠着工分算来算去。
他试过偷偷往县城跑，天不亮就动身，想绕开公社卡口，去建筑队找零活。
可刚走到公社路口，就被执勤的干部拦下，对方拿着红头文件，一字一句念得冰冷：“防止农民盲目外流，扰乱城市秩序，私自进城一律遣返，粮站不准供粮，任何单位不准录用！”
他只能低着头，灰溜溜地往回走。肩上没扛锄头，却觉得比扛着百斤粪筐还重，每一步都拖泥带水，踩得黄土飞扬。
希望像被狂风掐灭的火苗，连一点火星都没剩下。
进城的路彻底堵死了，读书没文化，当兵过了年纪，招工没指标，他像被关进铁笼的野兽，撞得头破血流，也找不到一个出口。
每天睁眼就是农活，闭眼就是疲惫，漫长的痛苦像黄土一样，把他层层掩埋，喘不过气。
村支书老蔡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任世平人品端正、能吃苦、懂礼数，公社汇演上给郭任庄挣了大光，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好后生，总不能就这么困死在地里，熬垮了心气。
他专程跑了两趟县城，找任世和商量：“世和，世平进城眼下没指望，硬熬不是办法。
不如成个家，有个女人搭把手，地里挣工分、家里顾老娘，日子能松快一半，心也能定下来，不至于天天钻牛角尖。”
任世和叹了口气，重重地点了点头。
他太了解弟弟了，任世平天生不是懂风花雪月的性子，庄稼人过日子，只认实在。
娶妻不是为了什么爱情，那是城里读书人的讲究，他们要的，就是找个本分伴儿，撑住这个破家，熬过苦日子。
老蔡办事牢靠，转身就托了十里八乡的媒婆，筛了又筛，挑了又挑，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