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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色裹着冬日的寒意在巷子里沉下来，国营建筑公司家属院的灯一盏盏亮起来，昏黄的光透过糊着旧报纸的窗棂，勉强驱散些屋里的阴冷。
任世和踩着下班的点推门进屋，一股子热油香混着绿豆的清苦气扑面而来，呛得他忍不住咳了两声，心里却先松了半截——这烟火气，是眼下家里最踏实的指望。
厨房里，油锅滋滋响着，炸得金黄的绿豆丸子在竹筐里堆得小山似的，油星子溅在灶台上，凝着一层薄薄的油垢。
任世和撸起工装袖子，接过弟弟任世平手里的长筷子，熟稔地捞起刚炸好的丸子，动作麻利得不像个坐办公室的科员。
任世平擦了把额头的汗，黝黑的脸上带着几分疲惫，更多的是憋屈，往灶台边一靠，闷声开口：“哥，今儿工商所的人又来撵我了，说我摊子摆得占道，罚了五块钱。前儿说我卫生不合格，昨儿说我没证经营，明摆着就是看我是个拉板车的农民工，不想让咱挣这口饭。”
这话像块冰碴子，狠狠砸进任世和心里。
他捞丸子的手顿了顿，油星子溅在手上，烫得他指尖发麻，却浑然不觉。
任世平这些日子的难处，他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白天拉预制板跑工地，肩膀被板车绳勒出一道道紫黑的印子，磨破了皮肉结了痂，又被磨破；傍晚揣着满身的累，拉着满满一车绿豆丸子往菜市场赶，风里来雨里去，挣的都是血汗钱。
可工商所的人三天两头找茬，不是罚钱就是撵人，那些城里摆摊的小贩，个个相安无事，偏偏盯着他这个乡下出来的农民工不放。
更让他堵心的，是厂里那些闲言碎语，还有厂长刘建国那副鄙夷的嘴脸。
前几天在厂区门口，他撞见刘建国跟几个科室主任闲聊，瞥见任世平拉着板车从门口过，刘建国嘴角撇着，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飘进他耳朵里：“任世和也是，在国营单位当个干部，好歹是吃公家饭的，弟弟却在街头摆摊叫卖，成何体统？一股子泥腿子味儿，丢咱们建筑公司的人。”
这话字字扎心。
任世和是部队转业的干部，在材料科当个科员，虽不算身居高位，却也是正经的国企编制，在旁人眼里，也算体面。
可他心里清楚，这份体面，撑不起一家人的生计。
妻子刘冰玉是农村户口，在预制场筛沙打零工，风吹日晒，十指磨得粗糙开裂，一天挣一块五毛钱，还要看工头的脸色；三个孩子张嘴要吃要穿，大女儿任浩怡念中学要学费，二儿子任浩楠上学要书本费，小儿子任浩檀年幼体弱，时不时要抓药。
他那点死工资，扣完房租水电，根本不够糊口，若不是任世平撑着这个绿豆丸子的小生意，家里早就揭不开锅了。
可刘建国的鄙夷，工商所的刁难，像两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
他知道，根子出在“没名分”上。
任世平摆摊是打游击，没证没照，工商所想拿捏就拿捏；再加上是农民工身份，在城里本就低人一等，旁人想欺负就欺负。
若是能把这绿豆丸子的生意，正儿八经地立起来，办个执照，有个门面，工商所便没了挑刺的理由，旁人也不敢再随意轻视。
这个念头在他心里盘桓了许久，越想越清晰。
注册个小吃店，把生意正规化，不仅能护住弟弟的生计，家里的日子也能再上一层楼。
可难就难在，他是国企干部，按规矩，公职人员不得经商办企业，若是他出面注册，一旦被厂里知道，轻则挨处分，重则丢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那家里的天，就塌了一半。
思来想去，唯一的法子，便是以妻子刘冰玉的名义注册。
她是农村户口，无业在家，刚好符合条件，也不会牵扯到他的公职身份。
可这个想法，他在心里掂量了无数遍，却迟迟不敢跟刘冰玉开口。
他太了解妻子了，心里那道坎，怕是比登天还难。
刘冰玉不是寻常的乡下妇人。
她在老家做过十几年的民办老师，识文断字，知书达理，骨子里带着读书人的清高和体面。
当年跟着他进城，本以为能跟着他过上安稳日子，却没想到，成了“半边户”，户口迁不进来，体面的工作找不着，只能放下教鞭，扛起筛子去预制场筛沙。
那是最苦最累的活，黄沙漫天，呛得人睁不开眼，一天下来，口鼻里全是沙，浑身酸痛得动弹不得。
她心里憋着一肚子的委屈和怨气，只是从不跟他抱怨，可任世和看得清清楚楚。
她曾偷偷跟他说过，夜里做梦，梦到自己还在乡下的教室里教书，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绕着耳畔，醒来却是预制场轰隆隆的机器声，心里空落落的。
她觉得筛沙丢人，觉得自己从一个受人尊敬的老师，变成了满身尘土的苦力，抬不起头。
平日里出门，总是把帽檐压得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