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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上去的楼梯呢？”
“教学楼顶楼通往天台通常只有一扇防火门。如果周老师在天台上把门从外面锁了，天台就是安全的——只要他不下楼。”
“他不可能在楼顶上撑五天。”陈晓明从角落里冒出来，手里拿着物资清单本，“除非天台上真的有食物。体育器材室里不会有吃的，广播站可能有一点零食——但绝对不够五天。”
“附小天台上有一个小卖部的仓库。”周姐说，“学校小卖部天台上有堆放饮料和零食的集装箱。因为小卖部本身太小，多的货都堆在天台上。我丈夫知道那个仓库——他以前帮小卖部搬过货。”
所以食物是够的。水可能不够——但大理这几天偶尔有阵雨，天台上有塑料布和桶的话，接雨水也能撑。
“我去。”我说。
“我也去。”刘惠珍举手。
“你需要速度型，我算一个。”谢佳恒放下碗。
“教学楼里的走廊太窄，近身武器不好用。”郑海芳站起来，“需要精准打击——我用钢管。何成局突前，刘惠珍左翼，谢佳恒右翼。再加一个人。”
“我。”肖春龙从角落里发出声音。他一直在吃早饭，面前堆了四个空碗、五个馒头皮和一堆鸡蛋壳。三阶觉醒者的食量是正常人的三倍以上，张海燕已经在考虑给他单独开一个灶了。
“你不是要去大理大学清丧尸吗？”我问。
“上午清大学，下午去附小。附小在大学隔壁，顺路。”他把最后一个馒头塞进嘴里，“问题是——周建国还活着吗？五天了。如果他还活着，为什么不下天台？围墙上的粉笔字是什么时候写的？”
“前天。”林茂看了看笔记本上的速写，“粉笔的痕迹判断，最多两天。如果字是两天前写的，那他至少撑过了末日的前三天。”
“三天里他有没有可能被咬过？”何秀娟问。
这个问题很关键。如果他被咬了但没变异，那就是免疫者——和老李一样。但如果他被咬了，在天台上变异了，那我们冲上去面对的可能不是一个体育老师，而是一个丧尸。
“他不知道被咬后有人能免疫。”周姐的声音在发抖，“如果他觉得自己快变了——他可能会——”
“他可能会跳楼。”郑海芳说完了她没说的话，“体育老师的身体素质和纪律性比普通人强。如果他知道自己被咬了，为了不伤害天台上的其他人——如果有其他人的话——他可能会选择自我了断。”
“天台上有其他人吗？”
“不知道。他写的是‘活着’。单数复数都有可能。”
会议在十分钟内做出了决定：今天上午分成两队。A队由郑海芳带队，去大理大学搬运实验设备，肖春龙负责清理路线上的残余丧尸。B队由何成局带队——我带队——去附小侦察教学楼内部情况和搜救天台上的周建国。两队中午在食堂汇合。
“为什么是我带队？”我问唐玲。
“因为你是盾牌。盾牌应该在队伍最前面。而队伍最前面的人，天然就是领队。”唐玲说，语气像是这件事完全不需要讨论，“而且，找到周建国之后，你怎么把他带回来的决定——只有你能做。”
“什么意思？”
“如果他已经变异了，你要决定是杀还是留。如果他没变异但受了重伤，你要决定是冒险带回来还是放弃。”唐玲看着我的眼睛，“你是基地的‘最后防线’。你做这种决定，其他人不会质疑。”
这是她第一次把“最后防线”这四个字的真正含义摆在我面前——不只是挡丧尸，还要做选择。最难的那种选择。
上午九点，B队出发。
人员：我、刘惠珍、谢佳恒、傅少坤、黄丽霏。五个人。傅少坤是主动要求加入的——他的训练大纲已经写到了第十二页，但他自己还没真正跟丧尸打过实战。他说教官不实战就是纸上谈兵。
附小在农校路尽头，和大理大学南门隔了一条马路。从二高中走过去大约四公里，比昨天去大学的路短一些。但走到农校路中段的时候，所有人都注意到了同一个异常——
丧尸变多了。
昨天我们来的时候，农校路上几乎看不到游荡的丧尸。但今天，路边废弃的民房门口、田埂上、树荫下，零零散散站了至少十几个。它们没有攻击我们，全部缩在阴影里，姿势和操场上的那些丧尸一样——面朝同一个方向，沉默，静止，像是在等待什么。
“它们在等什么？”刘惠珍握紧了短矛，声音压到最低。
“等信号。”我说，“林银坛说过，丧尸的行为模式正在从随机游荡向有组织转变。如果她是对的，那这些丧尸可能是被某种信号召集到这里的。”
“什么信号？”
“不知道。可能是声音，可能是气味，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
走到附小门口的时候，我看到了围墙上的粉笔字。和周姐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