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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被自己的人绑了。绑他的不是安禄山的人，是他的部下——他们不是叛变，是想拿他的人头去向安禄山请功。哥舒翰没有挣扎，没有骂，没有求饶，只是闭上了眼睛。
五月初八，潼关失守的消息传到了长安。
不是从朝堂上传出来的，是从逃难的士兵嘴里传出来的。第一批逃兵是在初八的凌晨进的长安城，铠甲没了，刀枪没了，脸上全是血和泥，眼睛里的光不是恐惧，是一种劫后余生的、还没有回过神来的、空白的麻木。他们站在朱雀大街的路边，看着长安城的高楼大厦，看着那些还在正常开张的商铺，看着那些还在正常走路的人，忽然觉得自己昨天经历的那场仗像一场噩梦。但膝盖上的伤口还在，后背上的刀痕还在，耳朵里还有战友临死前的惨叫在回响。
五月初九，长安城开始乱了。不是那种噼里啪啦的、爆炸式的、一下子全乱了的乱，是那种一点一点的、从最里面开始烂的、像水果从核儿开始坏掉的乱。城里的富户开始收拾金银细软，准备逃。城里的穷户没有金银细软可收拾，但他们也开始跑，往南跑，往蜀中跑，往任何不在安禄山行军路线上的地方跑。朱雀大街上的商铺关了三分之二，卖胡饼的摊子不见了，卖馄饨的摊子不见了，卖糖葫芦的小贩不见了，连那些在老槐树下踢蹴鞠的孩子也不见了。
唐靖超站在崇仁坊的巷口，看着那些逃难的人从朱雀大街上涌过去，像一条浑浊的、不知来路也不知去路的河流。阿福站在他身后，手里提着一只包袱，包袱里是唐靖超换洗的衣裳、祖父的手札、那本深蓝色的册子，和那块莲青色的帕子。
“公子，”阿福的声音在发抖，“咱们什么时候走？”
唐靖超没有回答。他看着那些逃难的人，看着他们脸上那种恐惧的、茫然的、不知道明天会在哪里的表情，忽然想起了洛阳逃来的那个账房先生。他说“安禄山的人进城之后第一件事不是抢粮，是抢人”。长安城如果陷了，安禄山会抢谁？
“不走。”唐靖超说。
阿福手里的包袱差点掉在地上，他赶紧抱住，嘴唇哆嗦了几下，想劝，看到唐靖超的表情，把话咽了回去。
唐靖超转身朝观星茶肆走去。茶肆的门紧闭着，他推门进去，陈梓铭坐在窗边，面前摊着地图，地图上的红色箭头已经画到了潼关外面。他的脸色很差，不是病，是三天没有睡觉了。眼睛下面的黑眼圈像两片青紫色的淤青，嘴唇干裂，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着，一下，又一下。
“梓铭。”唐靖超在他对面坐下。
“陛下要跑了。”陈梓铭的声音沙哑，那种关羽音今天听起来像一把生了锈的、不再锋利的、但还在努力保持形状的刀，“高力士已经在准备了。杨国忠也在准备。他们要往蜀中跑。消息还没有公布，但大明宫里的宫女太监已经在收拾东西了。”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四十一章潼关(第2/2页)
唐靖超沉默了。窗外的阳光从纸窗的缝隙里透进来，落在陈梓铭苍白的脸上，把他细长的眉眼照得像一幅已经褪色了的、快要看不清了的老画。
“超叔，我们能守住长安吗？”陈梓铭问。
唐靖超看着他。十五岁的少年，天机阁的阁主，大唐最年轻的正四品官，此刻问出的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能守住长安吗”，是“我们会死在这里吗”。
唐靖超把手伸进袖中，摸到了那块莲青色的帕子。帕子上的桃花已经很淡了，淡到几乎看不清，但还在，粉色的丝线和白色的布面几乎融为一体了。
“守不住。”唐靖超说，“但我们不走。长安城里的百姓走不了，我们不能比他们先走。”
陈梓铭看了他很久，然后低下头，从袖中抽出一张纸，摊在桌上。纸上写着一个名单——郭子仪、李光弼、颜真卿、张巡、许远、南霁云。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标注着他们现在的位置和兵力。郭子仪在朔方，李光弼在太原，颜真卿在平原，张巡在睢阳，许远在睢阳，南霁云在张巡帐下。
“这些是还在打的人。”陈梓铭的手指从每一个名字上划过去，“长安如果陷了，我们往哪跑？”
唐靖超看着那张名单，看了很久。
“往北。朔方。郭子仪在那边。”
陈梓铭点了一下头，把名单折好，塞回袖中。
五月初十，李隆基下了一道诏书——“朕将亲征，讨伐逆贼安禄山。”诏书写得很漂亮，文辞华丽，气势磅礴，读起来像是一个英明神武的皇帝要亲自披挂上阵、杀敌报国。但长安城里没有人信。满朝文武没有人信，城中百姓没有人信，连写诏书的中书舍人自己都不信。因为所有人都知道，真正的“亲征”是不需要写诏书的。写诏书，是因为不打算亲征，是要用这道诏书来掩盖另一件事——逃跑。
五月十二，高力士在宫中秘密召见了羽林军统领。羽林军是皇帝亲军，负责皇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