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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东西带出来。”
王海走得干净利落。
第二天一早，东海百货的卷帘门没打开。九点，该开门的时间，门锁着。门口聚了十几个等着买货的大妈，叽叽喳喳地议论。
“怎么回事？”
“店长呢？”
“是不是出事了？”
十点，陈婉清从省城赶过来，带着两个心腹。她们打开店门，发现库房里少了一摞文件，收银台的备用金也少了两百块——王海拿走的，算他最后一个月的工资。
更麻烦的是，四个熟练员工同时消失。新招的店员连货架编号都记不住，顾客问什么，她们翻半天台账找不着。一个老太太要买三十五码的丝袜，新来的店员给她拿了三双，全是大一号的。
“你们会不会卖货？”老太太把丝袜往柜台上一摔。
下午，陈婉清打了三个电话给王海，全是忙音。她又打给我。
“你干的？”
“什么？”
“别装。”
我把电话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手里翻着王海昨晚带来的会员登记表。三百四十二个人名，钢笔字，密密麻麻写在十六开纸上，有的旁边还标注着”喜欢深色”“要九分袜”“月底发工资来买”。
“王海辞职是他自己的选择。”我说，“跟我没关系。”
“炜杰。”陈婉清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丝警告，“郑总会查的。”
“让他查。”我说，“查到我头上，我认。查不到，那是他没本事。”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知道了。”她说，然后挂了电话。
郑东海的电话是在三天后打来的。
不是打给我，是打给陈婉清。但我在场——我就在纺织厂店的后间，陈婉清坐在对面，她的表情从平静变成紧绷，又变成若有所思。
“查了，”她说，“没有证据。”
“什么意思？”
“王海是自己辞职的，留了辞职信。四个人跟着他走，属于正常人事变动。至于客户资料……没有目击证人证明他们带走了文件。库房那边说’可能丢了’，但拿不出清单。”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
我站在陈婉清的对面，听不见郑东海说什么，但我能想象他的表情——那张圆润的脸上，嘴角抿成一条线，手里的核桃转得飞快，两颗文玩核桃互相摩擦，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这个年轻人……”郑东海终于开口，声音从话筒里漏出来，带着一种很奇怪的质感，像是砂纸打磨木头，“比我想象的难缠。”
陈婉清抬起眼，看了我一下。她的目光在我的脸上停留了一秒，然后移开。
“郑总，”她说，“下一步怎么办？”
“你自己看着办。”郑东海的声音冷了下来，“江城的事，你全权负责。做得好，你的份额往上提。做不好……”
他没说完，电话断了。
陈婉清慢慢把听筒放回座机上。旋转拨号电话的叉簧”咔哒”一声响，在安静的房间里很清脆。
“他让你全权负责？”我问。
“嗯。”
“那你是帮他，还是帮我？”
陈婉清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纺织厂的厂区，下午三点多，烟囱里冒着淡淡的白烟。几个女工骑着自行车从厂区大门出来，车筐里放着刚买的菜，葱叶子从塑料袋里戳出来。
“我帮我自己。”她说，“郑东海在试探我。他知道我跟你接触过，但他没有证据。现在他把我推到前面——如果你赢了，是他用人得当。如果你输了，是我办事不力。”
“进退两难。”
“一直都是。”她转过身，靠在窗台上，“从你出现那天起，我就没舒服过。”
我笑了：“那我给你添麻烦了。”
“不是麻烦。”她说，“是变数。郑东海最恨变数，我也是。”
她从风衣口袋里掏出那包细长的女士香烟，抽出一根，但没点。只是夹在手指间，翻来覆去地转。
“王海呢？”她问。
“在帮我管六家店。”
“他好用吗？”
“好用。”我说，“比你想象的还好用。”
陈婉清把烟塞回口袋，没抽。
“炜杰，”她说，“我帮了你这一次。下一次，我不一定帮得了。郑东海不是傻子，他能猜到是你挖的人，只是抓不到把柄。再有一次……”
“再有一次，我自己来。”我说，“你帮过我，我记得。但我不指望你一直帮。”
她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欣赏，不是厌恶，是一种棋手看棋手的审视——她在评估我，评估我的每一步，评估我能走多远。
“你走吧。”她说，“我得写报告了。”
从纺织厂店出来，我骑车去了中山路。
五金店里，王海正在理货。他把库房的货品按品类重新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