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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案发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刑警。案子被上面压下来定性为内讧之后，他申请了提前退休。退休报告上写的原因是‘视力下降’。我去查了他的体检记录，那一年他的双眼裸眼视力都是一点五。”
楼明之没有说话。他把账本合上，用手掌压在封面上，压了很久。他能感觉到纸页下面那些被涂掉的、被覆盖的、被藏起来的字，正透过牛皮纸封面，一点一点地渗进他的掌纹里。
“他守在周建国身边十年，不是陪他打麻将。是在保护他。”楼明之说。
“周建国死的那天晚上，他去晚了。”谢依兰的声音平得像一张白纸，“他到城南老槐树的时候，周建国已经倒在地上，手里攥着一把泥。他蹲下去探周建国的脉搏，已经没有心跳了。他把账本从周建国怀里抽出来，翻到最后一页，看见了那行被涂掉的字。他没有把账本交给任何人。三年后，他把账本寄给了你。”
楼明之把账本从手底下拿开。封面上被他手掌压过的地方，留下了一小片潮润的印子。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刚才。你翻账本的时候，我看见了顾长河留在封底内侧的签名。他用铅笔写的，写完之后又用橡皮擦掉了。但铅笔的压痕还在。”谢依兰走过来，把账本翻开，翻到封底内侧。楼明之凑过去，在路灯光下，他看见了那行被橡皮擦过的铅笔压痕——“顾长河，2019年9月13日。”2019年9月13日。周建国死的那个晚上。
楼明之把账本放下，靠在路灯杆上，仰起头。雨后的云正在散开，露出云缝里几颗很亮的星星。他看着那几颗星，忽然想起恩师临死前跟他说过的话。恩师说，明之，这世上最难的案子，不是找不到凶手。是你找到了，却不能抓。他那时候不懂。后来恩师死了，他被革职，收到第一份匿名卷宗，才慢慢懂了。
“羊角山。”他说。
“羊角山。”谢依兰说。
两个人几乎同时开口，又同时停住。他们对视了一眼。谢依兰把怀里的空纸袋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纸团撞在铁皮桶壁上，发出很闷的一声响。她弯腰把账本捡起来，拍了拍封面上的灰，然后翻开，翻到有“师叔的糖”那行字的那一页。她低下头，把鼻尖凑近纸面，闻了闻。
“花生味。”她说。
楼明之接过来也闻了一下。确实有花生味，很淡，淡到几乎被纸页发霉的味道盖住了。但一旦辨认出来，那股味道就变得很清晰——是麦芽糖熬化了之后混着炒花生的香气，甜腻腻的，黏稠的，像一小片被压在纸页之间保存了不知道多少年的童年。
“你师叔在糖里藏了什么？”
谢依兰没有回答。她把账本重新卷起来，塞进外套内侧的口袋里。口袋不大，账本露出一截，她用手压了压，拉链拉不上，就那么敞着。
“明天去羊角山。”
楼明之点点头。他把自己那把硬币从棋牌室的麻将桌上拿回来之后，一直攥在手心里。二十个五毛的硬币，被他的体温捂热了，潮乎乎的。他把硬币揣回兜里，然后弯腰把地上那颗栗子的壳捡起来。栗子壳已经被他碾碎了，碎成很小很小的碎片，混在青石板缝的泥里。他一片一片地捡，捡得很仔细。谢依兰站在旁边看着他捡。等他捡完直起腰，她说：“那颗栗子是她自己掉的。”
楼明之把碎壳包在一张纸巾里，塞进裤兜。
“我知道。”
他们走出巷子的时候，贵和路夜市正在收摊。卖烤鱼的大姐把塑料桌椅一张一张叠起来，铁皮烤炉里的炭火还没熄，红彤彤的，在夜风里一明一灭。卖糖水的阿婆坐在小板凳上，面前摆着几个不锈钢桶，桶里的绿豆沙和海带绿豆都已经见底了。她用勺子刮着桶壁上最后一点绿豆沙，刮得很耐心，像是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楼明之路过的时候停下来，买了两碗。阿婆从桶底刮出最后两勺，分量不够，她又从另一个桶里舀了一勺薏米红豆补上。楼明之把一碗递给谢依兰，两个人就站在收了一半的夜市中间，端着泡沫碗，一口一口地喝。绿豆沙是冰的，不是很甜，带着一点陈皮的苦味。
“我师叔做的花生糖也很甜。”谢依兰说，勺子停在碗边，“他每次来，我妈都不让我多吃，说吃多了蛀牙。他就趁我妈不注意，偷偷往我口袋里塞两块。我舍不得吃，藏在枕头底下，藏到糖化了，跟枕巾粘在一起。我妈洗枕巾的时候发现了，把我打了一顿。”
楼明之听着，没有笑。他把碗里最后一点绿豆沙喝完，泡沫碗放在阿婆的三轮车上。
“你师叔叫什么名字？”
“谢长生。”
长生。楼明之把这个名字在心里默念了一遍。一个缺了半截无名指的人，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长生。
夜市彻底收完了。卖烤鱼的大姐骑着三轮车走了，铁皮烤炉绑在后座上，炭火已经用水浇灭，冒着白烟，在车后拖出一道长长的、渐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