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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先讲出来，以免日后出现罗乱。
今时已不同于往日，现在除了沙俄还赖在东北没走，关内已经没了列强联军的军队，朝廷也不会再担惊受怕。
既然安稳下来，自然就会有些别样的心思，以往在战时，不会对他如何，可现在就不会在对他无动于衷了，说不好就会在某一方面给他制造一些阻力，甚至明目张胆打压也都是很正常的。
尤其铸币和此后发行纸钞，这是滕毓藻筹措资金一及推行洋务十分重要的一环，绝对不能有什么闪失。
最后，滕毓藻对载漪诚恳说道，“至于我们前锋军的两种火炮，我只能先公开一种，也就是没良心炮，至于那种小炮吗，暂时还不能交出去，这要等到俄国人彻底退出东北之后，我才可以拿出来.”
时间飞逝，转眼间已是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底。这十个来月的时间里，国内发生了许多大事。
首先，慈禧回鸾后，随即就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了一系列旨意，首先就是追赠李鸿章为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等褒奖，并予谥文忠。
然后就是一系列的新政措施，在滕毓藻看来，慈禧对实施新政的态度已经明显发生变化。
滕毓藻以为，这同慈禧仓惶西狩，一日数惊的落魄窘困逃亡生涯密切相关，这些遭遇和不堪深深触动了慈禧的内心，为了巩固大清的统治，她才产生了实施新政，以期“自强、雪耻”。
应该说，这次慈禧主动发出“新政”倡议，是其心理发生变化的结果，据曾在慈禧西狩途中第一个迎接狼狈不堪的慈禧的地方官员，怀来知县、如今已经调任广东雷琼道台的吴永说，慈禧在西狩途中曾经同他说起。
“当时拳匪初起，议论纷纭，我为是主张不定……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黎民。满腔心思，更向何处诉说？”
还说，慈禧在追忆她当初的决策时说，“综余生平，唯此谬误”。
慈禧在回鸾的第二天傍晚，即正式下发了要施行新政旨意，内容有。
“……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着于论语……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难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祥悉奏议以闻……”
滕毓藻在晚饭前，去宫中觐见了慈禧，慈禧不仅对滕毓藻接手卢汉铁路、京城外城建设，以及重建两洋水师的举动大家称赞，还当即将盖着光绪玉玺的准滕毓藻一北洋大臣名义统领两洋水师，并成立海军部，水师即日改称大清海军的旨意。
滕毓藻进件结束后就在当晚，和杨士琦坐火车赶回天津。
就在滕毓藻返回天津后的第三天，慈禧又正式发布旨意，成立以载漪为首的“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划推行新政的专门机构。
在旨意中，委任荣禄、新任左都御史爱新觉罗.昆冈，还有文渊阁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督办路矿大臣、军机大臣王文韶、、新任军机大臣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
委任直山总督滕毓藻、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河南巡抚兼武卫右军总统袁世凯四人为参予政务大臣。
由载漪牵头，由四个督办政务大臣和四大参予政务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
就在新政诏书发布的第三天，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二人，就联名三次上奏了《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要求朝廷维新变法要学习日本，推行君主立宪制。
张之洞在递上奏折前，也给滕毓藻和袁世凯发电争取二人联名上奏，袁世凯拒绝的很干脆，不过他建议和张之洞联署一份建议取消科举的奏折。
滕毓藻也已“对维新变法尚未深思熟虑为由”，予以婉拒。
可张之洞似乎铁了心要督促慈禧施行宪政，依然坚持递上只有他和刘坤一署名的奏折。
只是这两人的奏折递上之后就再无消息，应该是被慈禧留中不发了，只是传出了慈禧有意派员出洋考察政务一事。
对于张之洞、刘坤一要求实行宪政的奏折没有得到朝廷回复一事，经过各大报刊渲染，很快就在国内闹得沸沸扬扬，绝大多数舆论都支持张刘二人，这让朝廷十分被动。
直到十天后，眼见在是否实行宪政这件事闹得越来越凶，慈禧才不得不再发上谕。
内称，.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唯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民生之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