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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臣探望都要受限制的下场；李隆基在马嵬坡后被迫放权，即便当了太上皇，也得看着李亨一步步削去他的亲信，最后在兴庆宫的孤寂里病逝；就连历史上的赵佶，禅位给赵桓时，满心以为他能就此逍遥快活，结果却被软禁在龙德宫中，想敬自己儿子一杯酒，对方都会拂袖而去。
『皇家的血脉里或许流着亲情，可皇权的棋盘上，从来只有输赢，没有父慈子孝。』
赵俣太明白，一旦自己松了权，今日的中兴之主，明日就可能变成任人摆布的「太上皇」，甚至连安稳度日都是奢望。
老实说，赵俣也曾想过，限制一下赵寿的发展，比如先不给他这麽多锻炼的机会什麽的。
可赵俣又怕万一自己有个三长两短，自己要是没有一个好的继承人，搞不好，大宋就会分崩离析，「二世而亡」。
真不是没这种可能。
赵俣好色如命，无女不欢，哪晚不玩三五个女人？
而好色的帝王，大多都短命。
再说，这个时代的人，平均寿命只有四十来岁，赵俣离这个平均值已经没差几年了。
关键，赵俣前面那几位皇帝，也就是他爷爷丶他爹丶他哥全都短命。
宋英宗赵曙，去世时36岁。
宋神宗赵顼，去世时38岁。
宋哲宗赵煦，去世时25岁。
这麽一看，赵俣像不像已经「时日无多」了？
这让赵俣怎麽能不抓紧培养自己的继承人？
再者，赵俣考虑到，自己收复青唐丶收复西夏丶收复燕云十六州丶收复高丽，灭辽丶很快就会灭金收复东北，不仅让大宋完成了大一统，还对外大大扩张了领土，同时，开启工业革命丶开启大航海时代丶发现新大陆，改良粮食解决大宋民众的温饱问题，彻底实现了大宋中兴，功盖古今中外，这绝对不会是一个小小的赵寿能撼动得了的。
最关键的是，皇权的本质从来都是「强主则弱储」。
李渊丶李隆基丶赵佶的被动放权，根源并非其儿子的野心膨胀，而是自身已坠入权力的下坡路——他们或因政变失势，或因战乱丧权，或因昏庸而导致亡国的局面。
只要帝王身处权力巅峰时，即便储君年齿渐长丶羽翼初丰，也绝无越界的胆量与能力，这一点在历史中早已被反覆印证。
康熙便是最典型的例证。
他在位六十一年，晚年虽有「九子夺嫡」的乱象，但诸皇子争夺的始终是「未来继承权」，而非「当下夺权」。
即便当时雍正已过不惑之年，在康熙面前仍需恪守储君本分，每日晨昏定省丶奏对谨言，连培植亲信都需藏于暗处。
这只因康熙晚年虽倦于政务，却始终牢牢掌控着军权丶人事权与朝政决策权，既能随意任免大臣，也能随时调整诸皇子的爵位与职权。雍正深知，只要他父皇一日未倒下，自己便一日无抗衡之力，所谓的夺嫡不过是在康熙划定的框架内博弈，绝不敢有半分逼宫之念。
另一个鲜明案例是明太祖朱元璋。
他登基后立朱标为太子，悉心培养二十五年，即便朱标已成长为能监国理政丶拥有一定政治声望的储君，在朱元璋面前仍需绝对顺从。
朱元璋在位期间，借「胡惟庸案」丶「蓝玉案」大肆清洗开国功臣，朝堂之上无人敢挑战其权威，朱标即便对他父皇的严苛政策有不同意见，也只能以委婉劝谏的方式表达，从不敢试图干预皇权决策。
直至朱元璋病逝，朱允炆继位，皇权的交接才得以按朱元璋的遗愿进行。
这正是因为朱元璋终其一生都处于权力巅峰，既无内忧动摇根基，也无外患削弱权威，储君的存在始终是辅助而非威胁，自然不存在夺权的可能。
再看李渊，他被李世民逼迫退位时，早已因「玄武门之变」失去了对核心军力的掌控，太子李建成丶齐王李元吉被杀，朝堂重臣或倒向李世民，或保持沉默，李渊的皇权已名存实亡；
李隆基在马嵬坡后被软禁，是因为安史之乱让他失去了民心与军心，逃亡途中的狼狈与决策失误，让将士们更愿追随能稳定大局的李亨，他的权力早已随大唐的国运一同崩塌；
赵佶禅位给赵桓时，金国的铁骑已逼近汴梁，他既无力抵御外敌，也无法安抚朝臣，只能以「禅位」逃避责任，那时的放权不过是权力崩塌后的无奈之举。
反观那些权力稳固的帝王，即便储君已至中年，也绝无轻举妄动的可能。
这便是皇权的铁律：储君的不敢动，从非源于孝道，而是源于帝王巅峰期无可撼动的权力威慑。
当帝王能牢牢握住军权丶掌控朝局丶震慑百官时，即便储君再有野心，也只能收敛锋芒，乖乖等待权力的自然交接——毕竟，没有任何一位储君，敢在手握绝对权力的父皇面前，拿自己的性命与未来冒险。
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考虑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