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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没准还能让赵俣误以为他们窝囊懦弱难成大事不会成为大宋王朝的威胁，进而放他们回高丽，或者让他们有学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机会。
还有就是，靠女人保留其王朝的统治，是刻在高丽人骨子里的基因。
历史上，金朝建立后，迅速崛起为东北亚霸主，先后灭辽丶破宋，高丽审时度势，选择以臣服换取生存空间，而进献美人则成为双方关系的重要粘合剂。
据《高丽史》与《金史》记载，自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建国至金哀宗亡国的这119年间，高丽向金朝遣使共计194次，远超同期与南宋丶西夏的交往频次。
这些使团并非单纯的政治朝拜，而是每次他们都携带数十名精心挑选的高丽美人，这些高丽美人或成为金朝皇室的妃嫔丶贵族的姬妾，或担任宫廷侍女，以柔性方式搭建起两国沟通的桥梁。
这种「美人外交」在金世宗完颜雍时期达到顶峰。
完颜雍即位后，一改此前对高丽的强硬态度，主动遣使修复关系，双方逐渐形成「规律性遣使+固定品级使者」的制度化模式。
而高丽美人正是维系这套制度的隐形纽带。她们既能为金朝皇室和权贵传递高丽的善意，也能将金朝的政策动向反馈回高丽王廷。
在高丽美人的斡旋下，金朝甚至允许高丽在金朝的都城开设「高丽馆」，专门安置高丽使节与随行人员。
等到蒙古帝国崛起后，蒙古贵族对高丽女子的追捧，几乎到了攀比成风的地步。
蒙元的达官贵人常以拥有高丽女奴的数量与质量作为身份象徵。家中女奴少丶容貌差的贵族，会被同辈公开取笑。
这种风气直接催生了蒙古对高丽女子的大规模索取。
元世祖忽必烈甚至专门下旨：「高丽国处女，必先告官登记，而后许嫁」，将高丽女子的婚姻权纳入蒙元的管控范围。
迫于压力，高丽王廷不得不颁布政令：全国十三至十六岁的女子，一律不得擅自婚嫁，需先由官府筛选，优先供给蒙古贵族挑选。
这一政策引发了高丽民间的恐慌，百姓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纷纷将刚出生的女婴隐匿起来，邻里之间也互不透露家中有女的消息。
为了满足蒙古日益增长的需求，高丽王朝专门设立了两个特殊机构：「结婚都监」与「寡妇初女推考别监」。
前者负责筛选未婚女子，后者则四处搜寻已婚妇女丶孤儿丶逆贼之妻丶僧人之女甚至罪犯的妻女，将她们强行纳入「供给名单」。
除了满足蒙古皇室与王公大臣的需求，这些女子还要被配给蒙古军人作为配偶——蒙古大军常年征战，需要稳定的家庭结构安抚军心，高丽女子便成为军属补给的重要来源。
更令人唏嘘的是，高丽王室与贵族对这种奉献竟形成了扭曲的荣誉感。高丽的王室之女丶宗室之女及高官之女，若能被选中献给蒙元皇帝或亲王，会被视为家族的荣耀，甚至有公主因深得蒙古大汗宠爱，反过来为高丽争取到减税丶免役的优待。
这种自上而下的配合，让高丽在蒙古的统治体系中，逐渐从被征服者转变为附属盟友，为其存续赢得了关键空间。
等到蒙元末期，天下大乱，红巾军起义席卷中原，其中关先生丶破头潘丶沙刘二率领的二十万红巾军，为切断蒙元的高丽补给线，大举进攻高丽，开启了高丽王朝的「红巾军之劫」。
红巾军战斗力极强，很快突破高丽防线，攻陷都城开京，高丽国王逃往安东，王朝濒临灭亡。
就在这生死存亡之际，高丽再次祭出「美人外交」的终极手段——他们从民间与宫廷中挑选数千名貌美的女子，送到红巾军的军营中，同时献上大量金银财宝与美酒佳肴。
沉迷于温柔乡的红巾军将士，迅速丧失了战斗力——将领们整日饮酒作乐，士兵们则流连于女子的陪伴，完全放松了对高丽军队的警惕。
高丽抓住这一机会，暗中集结残馀兵力，联合地方豪强武装，趁夜对红巾军军营发起突袭。
毫无防备的红巾军瞬间溃败，二十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关先生丶沙刘二战死，破头潘被俘，高丽王朝成功收复开京，躲过了灭国之灾。
这场美人计的胜利，堪称高丽「美人外交」的巅峰之作——它不再是长期的政治铺垫，而是短兵相接时的致命武器，也印证了高丽对这套生存策略的极致运用。
高丽依靠「美人外交」存续近五百年，成为古代东北亚少有的长寿王朝。
而这个时期的东北亚大陆，刀光剑影与王朝更迭是时代主旋律。
大辽丶北宋丶西夏丶金朝丶南宋丶蒙古丶明朝相继画上句号，甚至就连远在中亚丶欧洲的一众国家都难逃冲击。
唯独偏安朝鲜半岛的高丽，靠着女人，在强邻环伺的夹缝中存续近五百年。
可见，高丽人有多擅长靠女人保留他们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