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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屡屡生乱的罪魁祸首。
因此，温峤认为，朝廷若想要长治久安，主要在于两点。
一点是在于要严格控制地方开府的权力，尤其是在京畿这等重地，一旦有人可以肆意招揽幕僚，而这些幕僚又无所事事，那他们必定无事生非来打破秩序，也平白增加朝廷的开支。
另一点是要明确朝廷的考绩，使得官员升迁有制可循，而不是去频频寻找捷径。如此一来，朝廷的各项政事才能真正落实，不会形成人浮于事的局面，同时也能一直保持权威。
倘若晋廷能做到这两点，纵使洛阳争斗得如何激烈，对于地方民生又有何影响呢？无论朝廷是谁来做主，地方官员依旧唯朝廷是从，同时也不至于使得方镇之间互相攻杀，百姓仍然能够各得其所，自然也就不至于酿成亡国之祸了。
刘羡读罢，对此自是大为欣赏。考绩之法，本来就是刘羡当下在做的，而对于收回府权一事，刘羡则只有隐约的念头，他同意温峤的看法，令出多门乃是大忌，等著一轮改制结束，或许也可以加以考虑。
于是刘羡又给温峤的案卷标了个甲字，放在一旁。
剩下的三人，分别是江夏李式、琅琊颜含、江原常璩。
李式的父亲是前楚王府文学李重，虽然李重和刘羡并不熟识，但也算是同僚，所以李式算是故人之后。他的主张与父亲一脉相承，主要是认为，晋廷为了把握权力不择手段，使得内重外轻，人浮于事，同时为了稳固权力，又对大族刻意放纵。只不过他的倾向与周玘非常接近，认为应该恢复周政，尽可能精政从简。
比如废除九品中正制，听从乡议推举而非中正裁决。比如建立一定数量的封国，让贤明之人担任国主；又比如限定高门大族的奴婢名额，以及所占田亩的数量，并且应该让天下的田亩住宅都不得买卖，使用土断之法，恢复井田制与均田制，命各地百姓不得随意迁徙，各户职业皆世袭，并以此作为考绩标准来严格考核各地官员，若有宽纵违背此制度的，超过三家都应该罢免。
老实说，李式对于晋廷积弊的认识，其实大差不差，但其主张并不符合刘羡的喜好。恢复周政，众建诸侯，其实都还在理解范围内，但恢复井田制与均田制，实施的难度过大，恐怕一提出来，就会引起全国的剧烈震动。
不过朝廷仍然需要有这样一种声音，来保持争论，也可作为对一些士人的威慑。刘羡想，录用当然应该录用，但是否要留在甲等，还有待再看。
琅琊颜含并非一般的名门出身，而是孔子最钟爱的弟子——颜回的第二十六世孙。这确实是非同寻常，刘羡不得不打起精神，细细阅读他的文章。
但细读之下，刘羡难免有些失望。颜含的辞藻、书法、气势皆是上佳，见解也还不错，主要是强调编户齐民的重要，认为晋廷之亡，错在对户籍与田土掌控不足，所以国贫家富，朝廷也因此难以打压士族。因此，天子应该先休兵养民，重整编户，待户给人足，如诸葛之旧政，再发兵不迟。
颜含的观点和朝廷当下的行政思路算是完全一致，并没有提出超过天子之外的想法，也就没有多少借鉴作用。从乐观的角度来看，这是支持朝廷新政的人材。但刘羡拿捏不准，这是颜含完全认同朝廷的政策，还是迎合朝廷而已。刘羡对于其放在甲等的考量，与李式的文章相差仿佛。
最后就是江原常璩的文章，也是甲等中唯一一位蜀人。
常璩今岁年方十九，但在刘羡入蜀以后，在太学中学习已有四年了，饱读史书，受巴蜀内部史风盛行的影响，亦颇有史材。
他倒是非常实在，接著射策直接追溯整个晋廷兴亡的历史，一一列举司马氏的为政之失。从司马懿篡权夺位，失言背诺，到司马昭当街弑君，又到司马炎兄弟失和，纵情声色，自欺欺人地以司马衷为太子，任用贾充、杨骏等无德之人，放任官吏草菅人命，士人一意清谈无心民政，一口气竟写了晋廷的二十六条罪状，最后得出晋廷不亡，天理难容的结论。
这算得上是一篇较为辛辣的讽刺文章，也是一篇较为简短的晋朝史，刘羡读完，一时为之气夺。常璩虽未写新朝应该有何借鉴，但所谓前人之失，后人之鉴，写与不写，功过是非都在此处了，这也就是史书存在的意义。
刘羡对常璩自是极为欣赏，当即将其划为甲等，又命人将这篇文章誊抄一遍，留在殿内，以作回味。
而后刘羡又去看乙等的文章，很明显，与甲等的文章相比，这里的文章就逊色了许多。虽说能工于辞藻，但多半也是对刘羡的歌功颂德，对晋廷的批评也与颜含大差不差。能让刘羡印象深刻的，主要是两人，一人是济阴卞壸，另一人则是彭城刘隗。
卞壸的父亲乃是前晋中书令卞粹，刘羡对其印象深刻，卞粹为了给司马冏尽忠，竟试图劫持司马衷与羊献容，险些引出大乱，刘羡虽将其斩杀，但对卞粹的节操还是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