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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彩的。
王愆期的观点也不错，认为以如今之情形，想要北伐，首先要准备粮道。南方多水利，北方多马匹，那就要因地制宜地改善后勤。以刘羡如今在义安定都，想要北进运粮，就要利用到汉水，可如果按原有的水道，就要绕一个大圈，从义安到巴陵再到夏口转入汉水，耗费周折上千里。这极大地延长了运粮的时间，加大了后勤的损耗。
因此，王愆期建议刘羡延续当年杜预的工程，向南连通夷水、油水、澧水、阮水，使得江南各地的漕运可以直通义安，如此减轻义安运粮的成本，也可以加强朝廷对江南的掌控。向北则以江陵为起点，继续疏通汉水与江水各支流的联系，使得漳水、沮水、涢水与汉水连为一体。
这是一个大工程，可一旦能做成，就能节省至少六百里的通漕时间，更以义安与江陵两个大型城市为中心，使得江南江北浑然一体，还能灌溉两岸田地，泻去长江的洪水，无论是从民生上看，还是从军事上看，都一举多得。
刘羡对这个建议非常欣赏，但他也知道，这不是个能立即执行的策略，至少要花相当的人力物力来完成，便扣下来写了个简单的条子，打算让顾荣与陆云等人做个草案，看看可能花费多少人工，为期几年完成。
至此，其余文章都审阅完毕，刘羡最后再看陶侃的献策。
作为自司马乂时期就声名鹊起的荆州名将，刘羡可以说对陶侃报以厚望，而陶侃也确实是殚精竭虑，他为这次复出做足了准备，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上千字的分析文章，极见战略家功底。
他首先指明当今天下的局势，南汉如今一统南方，又是蜀汉正朔，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天下最强大的势力，没有哪一方势力能与南汉相媲美，想要一统天下，南汉与其他势力已经拉开了差距，这毋庸置疑。
但大也有大的坏处，南汉占地虽广，又有山川形胜，可以自成一统，但想要北进，缺点就体现出来了。
首先南方地广人稀，郡县为山川割成碎片，极容易形成自治割据，大族势力又盘根错节，想要整合力量，难度远远高于其余势力。
而且又所谓鹤立鸡群，众矢之的，正因为南汉如今最为强大，也惹得其余各方势力最为忌惮。孙刘合则两利，分则两伤，有三国的前车之鉴在，他们必然会更加团结，为了阻止南汉将其逐个击破，一一吞并，相互扶持，在所难免。刘聪、石勒、刘柏根最近的一轮利益交换，便可以作为明证。
如此权衡之下，以南汉之国力，并不比当年统一北方的曹魏更强。而以北面二刘联合起来的实力，则要远远强过当年的孙刘，因此，南汉并不能做轻松一统的估计，反而要慎重行事，设法将这些敌人剥离开来，分化瓦解，尽可能获得以大欺小的优势。
故而在战略进攻的选择上，南汉应该要分外谨慎小心。
就汉季以来的战例来看，以秦岭淮河为线，南北战场可以分为东中西三路。分别是关陇战场、中原战场、淮北战场。这不是说没有其余的战场，但是因后勤补给的缘故，想要大规模用兵进行决战，就只有这三个战场可以选择。
而三个战场也意味著三个不同的敌人，关陇战场的敌人是刘聪，淮北战场的敌人是刘柏根，中原战场则可能要同时面临刘聪、石勒、刘柏根三军。
从最直接的逻辑来看，汉军的重点进攻方向应该是关陇，一来关陇还有相当的势力依附朝廷，二来刘聪这个敌人的实力显然最过脆弱。
但陶侃却对此持否定意见，他认为进攻关陇固然可以成功，但此后的后果却是朝廷难以承担的。因为攻下并不等同于占领，占领并不等同于治理。刘聪的势力固然最弱，但关陇的胡人却数量最多，人口达百万计，势力也最为驳杂，此时赵汉更是在朔方设立了单于台，一旦汉军进驻到关陇，可能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来平定安置这些胡人，而且很难说有多少收效。
还要考虑到，如今南汉的政治中心在江汉，而关中作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距离江汉太远，朝廷无法进行有效地管控。而刘聪却可以背靠石勒与刘柏根，不断地对关中进行袭扰放血。这会导致国家在关陇战场上入不敷出，反而无法对其余战场投入兵力，使得天下分裂的局面长期化。
因此，让关陇作为次要战场，牵制刘聪，而将主要战场放在中原或者淮北，才是更加合理的。这些地区胡人较少，地形平坦，齐汉无险可守，又有大量的河流可以支撑漕运，方便汉军进行用兵，同样也便于治理，一旦拿下郡县，便可以就近管理，整合资源，以中原之富饶，屯田也能迅速收到成效。
而相比之下，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战场又比淮北战场更加重要，不仅是江汉与洛阳相隔更近，又有祖逖作为响应。更重要的是，一旦打通与洛阳的联系，汉军便完全占据了战略主动权。
虽然洛阳看似位于天下之中，是四战之地，但它到底有八关之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