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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沉泥不动，实则暗生根蔓。”
话音刚落，门外仆人慌张来报：“老爷！不好了！衙门前贴出告示，说要普查全城寺庙庵观的香火田，凡无官契者一律收归国有，用于兴建义塾！”
众人哗然。一名僧人打扮的老者冷笑：“连佛门清净地都不放过，崇祯真是要斩尽杀绝啊！”
徐允昭却忽然笑了：“诸位，这不是坏事。越是激进，越容易激起反弹。百姓不懂什么公平正义，他们只看眼前利益。若我们能在民间制造一场‘官府抢庙’的恐慌，何愁民心不乱？”
于是数日后，杭州街头开始流传谣言：朝廷即将下令拆除所有尼姑庵，强迫尼僧还俗配婚，所得田产充作骆九私宅扩建之用。更有画师绘制讽刺图张贴市井??画中骆九身穿蟒袍，脚踏佛塔，手中握着一把写有“免税特权”的金钥匙。
此事很快传入宫中。骆九怒极反笑：“说我贪图尼姑庵？那我倒要看看，是谁在背后装神弄鬼。”他立即派出东厂密探伪装成香客潜入各大寺院，查访资金往来。
不出十日，真相大白：原来一家名为“慈航社”的民间组织，表面上施粥济贫、诵经祈福，实则由徐允昭胞弟徐允修掌控，每月接受数家大地主资助，专事散布反新政言论。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在灾年囤积粮食，故意抬高米价，然后假借“善堂名义”低价出售，借此收买人心，败坏朝廷声誉。
骆九将证据呈送御前。崇祯看完供词，沉默良久，忽然问：“这个徐允修，是不是去年冬天曾在奏折里夸赞‘江南风俗淳厚，无需严法苛政’的那个？”
“正是。”骆九答，“他还曾上书建议，将讲习所课程改为研读《论语》《孟子》，废除《赋役新规》教学。”
“哼，口蜜腹剑，莫过于此。”崇祯提笔朱批，“徐允昭纵弟为恶，知情不报，革职拿问！徐允修勾结豪强、扰乱民生、妖言惑众，着即斩首示众，家产抄没，妻儿贬为官婢。其余同谋者，依律严惩，不得宽贷！”
圣旨下达当日，杭州府衙前搭起刑台。徐允修被五花大绑押赴西市，沿途百姓唾骂如雨。一名饿得面黄肌瘦的老妪冲出人群，举着半块发霉的饼哭喊：“就是你们这群畜生，去年把米价抬到一两银子一斗！我孙子活活饿死了啊！”差役费了好大力气才将她拉开。
行刑完毕，骆九亲自主持“破谣大会”，当众焚烧伪造图画，并邀请讲习所学生现场讲解政策：“寺庙若有合法田产，依法纳税即可，绝不会强行征收；若系非法侵占，则必须归还，以资民用。这是律法，不是针对佛教！”
随后，户部宣布拨款十万两，在江南设立二十所“平民女子学堂”，优先录取孤贫女童，教授识字、算术与织布技艺。此举深得民心，许多原本受谣言蛊惑的百姓纷纷醒悟，主动举报隐藏的“慈航社”分支。
春风再度吹绿江南岸时，一场前所未有的科举改革也在悄然酝酿。
三月初三，礼部奉旨发布新规：自本年起，乡试、会试内容大幅调整，废除八股程式，增设“实务策论”科目，考试范围涵盖水利、赋税、边防、赈灾、工商管理等现实政务。考生须结合地方实情撰写对策，严禁空谈性理。
诏令一出，天下震动。无数终日吟诗作对、钻研程朱注解的学子顿时慌了手脚。有书生痛哭于孔庙前，称“圣道沦丧”；也有老儒怒撕考卷，骂朝廷“弃经毁典”。
然而，在均田学堂的教室里，学生们却欢呼雀跃。
“终于不用背那些死板的‘子曰诗云’了！”一名少年兴奋地说，“我爹是木匠，我从小看他修桥铺路，我知道怎么写‘工匠管理制度建议书’！”
周允文站在讲台上，欣慰地看着这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记住，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做事。从前的科举选出的是只会念书的废物，而今天我们要培养的是能治国安邦的实干之才！”
为配合新政人才需求，讲习所同步推出“基层实习制”：所有学员须在毕业前赴县衙、驿站、粮仓或水利工程工地实习三个月，由地方官员评定成绩，不合格者不予授职。
这一制度迅速见效。短短半年内，全国新增五百余名通晓实务、廉洁奉公的年轻吏员，分布在丈量局、税司、工坊等要害部门，成为新政推行的中坚力量。
而在北方边境，一项更为深远的战略正在展开。
秦良翰奉命巡视蓟州防线归来，向崇祯禀报：“臣沿途所见，士兵士气大振。因军屯归还，每人平均分得耕地二亩，另加口粮足额发放，且承诺退役后可携田返乡安居。现已有三百余名逃兵主动归队，边墙修缮进度提前两个月完成。”
崇祯点头：“光靠土地还不够。传旨工部：参照西洋火炮图纸，加快‘定国炮’量产，两年内在九边各镇部署不少于三百门；同时重建水师，于登州、天津设造船厂，打造千料战舰二十艘，以防倭寇与海贼勾结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