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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势力持续入侵下，佛教濒临灭绝，印度教艰难固守；南方则依然是印度教与耆那教的繁荣堡垒。
作为入侵者的信仰，伊斯兰已稳固控制西北信德、旁遮普地区。
来自突厥的军阀以“圣战”名义频繁劫掠恒河流域，著名的佛教中心那烂陀寺虽尚未被彻底摧毁（那是在1193–1206年间），但已遭受重创，僧侣流散。
曾经煊赫一时，此时在东亚大行其道的佛教，在天竺大陆上处于消亡边缘。
经过此前伽色尼王朝马茂德的多次洗劫，佛教寺院经济崩溃，仅在东印的波罗王朝庇护下残存少量据点，而且还是佛门中的密教。
本土的新贵印度教，虽遭受军事打击，但因扎根基层种姓制度，生命力顽强。
拉其普特王公们在拉贾斯坦、古吉拉特一线组织抵抗，成为印度教在北方的实际保卫者。
可以说，这个时期是站在历史的分水岭上，印度本土的佛教即将谢幕，而伊斯兰教与印度教长达千年的博弈才刚刚拉开序幕。
这时候大景来了。
大景承天寺的介入，或许会彻底改写这一局面。
反正都是外来征服者，凭啥他们就能占领印度大陆，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
我们景人就不行？
难道是景人的拳头，不如突厥和雅利安人硬么，让他们来碰碰看。
现在天竺大陆上，拳头最硬的是北部的突厥征服者，他们的苦主是契丹人耶律大石，耶律大石把他们的塞尔柱帝国、花剌子模帝国全都灭了。
然后耶律大石的苦主，就是景军，景军只是一个照面，就把西辽连根拔起。
承天寺不管是搞佛教回归也好，还是直接上强度，来个白莲降世，提高这里的佛门战斗力和组织力，都能很大程度上，影响本地的宗教生态。
他们自己乱了之后，就形不成同仇敌忾的抵抗，景军的征服计划就会越发地顺利。
其实还有一招，就是找印度教的买办，让他们利用种姓制度帮大景实现占领。
这里的贵族，是很乐意当这个买办的，因为南部天竺的局势对他们来说，已经算是彻底糜烂了。
南海水师至今未逢一败，手持利刃，吓得本地土著心惊胆裂，早就没有了反抗的决心。
但陈绍不想用这一招，因为这一招虽然好用，见效快、成本也低，但是后续隐患太大了。
不如彻底把他们收拾了。
当然，这只是他目下的想法，随着天竺那边局势不断更新，或许会改变也说不定。
这么多年仗打下来，陈绍明白一个道理，没有一成不变的战略。
只有根据局势，不断调整，才能尽量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
南海水师的势头正猛，陈绍就选择不掺和，让他们先趁势猛攻。
等到势头因为天气或者将士疲敝而有所下降的时候，再想其他办法使用其他手段也不晚。
全都写完之后，陈绍抬起头，这才惊觉已经过去了很久。
吕婉仪坐在一旁，而殿中还来了几个嫔妃，她们在殿外小声聊着天。
陈绍的皇城内，大抵沿袭了宋朝的轻松氛围。
大宋皇家和民间的联系很紧密，外城都有做买卖的，皇城内的人，甚至能放假探亲。
这虽然让皇城里的事被传的沸沸扬扬，在民间到处都流传着皇家八卦，但造成的影响也有限，大宋的皇帝其实权力是很大的。
大明时候，倒是和民间壁垒森严。
但有什么用？大明皇帝一个个死的莫名其妙的，外面也根本没有一点风声，被封锁的死死的。
陈绍吸取了明清的教训，觉得与民亲近，不会影响天子威严，也不会损害皇家的威望。
反而是壁垒太森严，容易被有心人利用，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
来到温泉宫之后，规矩就更加淡了，也更加轻松起来。
陈绍一直觉得，他的后宫，就像是大景一个很和谐的大家庭。
他们家，是大景比较特殊的一户人家。
要是能维持住皇家的民间的这种定位，好处会越来越明显，因为这本身是一种很健康、很持久的关系。
说句不好听的，只有和民间接触多、关系亲近，老百姓才能保护你。
没错，有时候皇家也是需要百姓保护的。
崇祯皇帝在1644年，京城陷落前夕，不是没想过要逃出去。
可是百姓根本没有一个帮忙的。
他先是召见驸马巩永固，问能否带家丁护驾。驸马回答：“人心已散，且臣等安敢私蓄家丁？”
换上便服，带着心腹太监王承恩，试图从朝阳门、安定门、崇文门混出城。但守门官兵要么要求天亮验明身份，要么因门闸沉重无法开启。
甚至还有开炮轰他的，虽然没有瞄准，示警威胁的意味居多。
那些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