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55章火焚敌营尽诛叛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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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个时辰之后，冲天的火光渐渐弱了下去，整个建奴汉军大营已经彻底被大火吞没。所有的毡帐、围栏、粮草、器械都烧成了灰烬，只剩下一些焦黑的木柱还在冒着袅袅青烟，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焦糊味、皮毛烧焦的臭味与挥之不去的血腥味。营地内外尸横遍野，有被烧焦蜷缩的尸体，有被子弹击穿的尸体，层层叠叠，惨不忍睹。三千汉军旗兵丁，无一人逃脱。
    站在后世的视角回望明末清初那段波澜壮阔又充满屈辱的历史，总会让人忍不住扼腕叹息。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大一统王朝的情况屈指可数，真正做到一统天下的，也就只有元朝和清朝。
    关于清军入关时究竟带了多少军队，史学界一直存在好几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满蒙汉八旗加起来共有二十万之众，也有人说真正的满洲八旗主力不过十五万，还有说法认为真正能战的核心兵力只有十三万左右。但无论哪种说法，都指向一个事实：清军入关时的总兵力，不过十几万规模。
    每每想到此处，都让人忍不住心生疑惑：仅仅十几万的部队，竟然能征服疆域辽阔、人口上亿的庞大中原王朝，这背后最核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很多人会将其归结为明王朝统治腐朽、天灾人祸不断，也有人会说清军骁勇善战、八旗铁骑天下无敌。这些固然都是重要原因，却并非最关键的因素。事实上，明朝之所以会快速崩塌，清军之所以能顺利入主中原，最为核心也最为讽刺的一个原因，便是明朝末年的“汉奸”实在太多了。
    同样是王朝末年，同样要面对北方异族的军事压力，明末与南宋末年有着本质的不同。吏治腐败、民生凋敝、土地兼并严重，这些都是王朝末期的通病，南宋末年也同样存在。可南宋末年，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权力中枢之中涌现出了大批忠君爱国、宁死不屈的仁人志士。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这些人或掌朝政，或统兵马，在大厦将倾之际挺身而出，以一己之力支撑着南宋的半壁江山，让风雨飘摇的南宋朝廷又延续了数十载。哪怕到了最后崖山一战，十万军民蹈海殉国，也留下了千秋气节。
    可反观明末，朝廷之中的叛徒数量之多、投降速度之快、官位之高，都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当年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陷北京之时，崇祯皇帝在皇宫里敲响早朝的大钟，召集百官议事，可钟声回荡在紫禁城上空，却没有一位官员前来赴召。那些平日里满口仁义道德、忠君爱国的朝廷大员们，此时都去了哪里？他们有的忙着收拾金银细软逃命，有的忙着联络义军准备投降，还有的忙着搜刮财富，为自己谋新的出路，竟无一人想着入宫护卫君王。
    很多人都以为，北京陷落时明朝就已经山穷水尽了，实则不然。当时的明朝依旧拥有非常强大的实力，南方还有完整的行政体系与军队，全国范围内的明军加起来仍有一百多万兵力。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这一百多万大明军队竟然几乎全部投降，有的降了大顺，有的降了满清，大规模倒戈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接连发生。如此规模的军队集体投降，在华夏数千年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简直匪夷所思。
    时至今日，仍有很多人将满洲人的征服视作一种历史偶然，试图将所有罪责都推给农民起义军，以此来洗刷那段历史的耻辱。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满洲与明帝国的实力对比实在太过悬殊，人口、疆域、兵力都不在一个量级上。哪怕当时只有五分之一的汉人能够站起来坚决反抗，满洲人都绝无可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但历史的真相却是，在满洲领导层刻意的离间、拉拢与高官厚禄的诱惑之下，明朝的各路军阀与士大夫精英们，一个接一个地投向了满洲人的怀抱。他们为了眼前暂时的荣华富贵，不惜牺牲家国大义与自身的责任底线。满洲人凭借着远超明末朝堂的政治韬略与攻心手段，将这个看似庞大无比的明帝国，一点点拆解成了毫无凝聚力的一盘散沙，最终完成了十七世纪最令人惊叹的以小博大。
    在明末数不胜数的叛徒之中，洪承畴、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等人无疑是最典型的投机分子。他们无一不是手握重权的国之重臣，有的是统兵数十万的方面大帅，有的是节制一方的封疆大吏，却在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选择了屈膝投降，这样的情形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北京被围之时，崇祯皇帝连下数道圣旨，命吴三桂率领关宁铁骑入京救驾。可吴三桂手握关宁精锐，却始终磨磨蹭蹭、逡巡不前，他心里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生怕在救援途中损失了自己的嫡系部队，宁可眼睁睁看着北京陷落、君王殉国。后来李自成招降，他先是假意应允，转头又因为私人恩怨冲冠一怒，果断投降了满清，引清兵入关，成了异族入主中原的马前卒。
    而洪承畴作为崇祯皇帝极为倚重的国之重臣，官至蓟辽总督，身负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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