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5章分物资解国库急，斥言官护将士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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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这些文官竟然颠倒黑白，把他们捧成“忠烈”，还要将他们的灵牌送入忠魂祠，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朱慈烺悄悄从后门的缝隙向殿内望去，只见崇祯皇帝脸色铁青地坐在龙椅上，双手紧紧握着龙椅的扶手，指节都因为用力而泛白。他一句话也不说，显然是在强忍心中的愤怒。或许，他随时都可能爆发；或许，他会像往常一样，在文官的“集体劝谏”下，选择忍气吞声。
    朱慈烺心中的怒火，瞬间被点燃。他监国以来，已经处死了不少造谣生事、勾结奸佞的言官，本以为这些人会收敛一些，没想到自己不过是率兵征战了一段时间，这些言官就又开始在父皇面前兴风作浪，颠倒黑白！看来，这些言官不除，大明就永无宁日！
    他不禁想起了明朝言官制度的弊端。历史总是充满了矛盾与冲突，“矛”与“盾”往往令人难以理解地并存。司法监督的原则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条原则其实也适用于舆论监督。即“以事实为依据，以道德为准绳”。无论何种监督，都必须将真实性放在第一位。若是司法者以“莫须有”“腹诽”治人之罪，舆论以造谣中伤攻讦他人，那么整个社会必然会鸡飞狗跳、乌烟瘴气。
    可偏偏，在北宋乃至整个封建时代，被认为最为仁德的宋仁宗，却开启了“风闻奏事”的先河。所谓“风闻奏事”，就是允许言官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捕风捉影，甚至无事生非、虚构情节，展开各种奏报和弹劾。即便最终查证并无此事，皇帝也不会追究弹劾者造谣诬陷的罪责，甚至还会勉励被弹劾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在今天的法治社会看来，“风闻奏事”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可在封建帝王眼中，这却是一种“高明”的统治术。想方设法让执政大臣与言官之间斗得一塌糊涂、不可开交，让朝臣四分五裂，无法抱团对付皇帝，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皇帝的权威。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抄袭了宋仁宗“风闻奏事”的创举。他嘴上说这是为了“强化权力监督”，可实际上，多半是为了运用帝王术统御下臣。毕竟，对皇帝来说，臣子之间相互制衡，远比他们团结一致更有利于自己的统治。
    说起皇帝与诤臣的典范，人们总会想到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征。他们之间形成了良好的配对关系：魏征仗义执言、有错必究，李世民虚怀若谷、纳善如流。尽管中间也发生过几次魏征犯颜直谏、李世民盛怒欲杀的小波折，但最终都能春风化雨、“和平”解决。这种关系有惊无险，总基调是和谐稳固，所以才能成为千古佳话。
    可正因为总基调是和谐的，所以缺少了戏剧性。没有惊心动魄的冲突，没有跌宕丛生的情节，自然也就难以在历史上留下太多“精彩”的片段。而明朝的言官，却几乎是在一个被刻意设置的环境中存在的，仿佛被一个特别擅长制造“泪点”“痛点”“看点”的编剧编排过一般，动辄就充斥着血腥、杀戮等悲壮情愫。
    明朝的言官，面临的情形往往是：一个不爱听、不愿听谏言的皇帝，一个偏爱讲、且必须讲谏言的言官；一个固执不化，一个偏偏更为顽固难缠。就像两只猛兽相逢，势必会展开一场生死搏斗。
    中国历史上，那些冒死进言、持续觐见、集体跪谏、抬棺死谏等有关言官的、偏重悲情色彩的案例，几乎都能在不足300年的明朝历史上找到。
    言官们的重点工作对象，是手握大权的朝廷重臣。明朝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内阁首辅（胡惟庸之后宰相制被废，代以内阁首辅），都是在言官的声讨声中黯然退场的。比如严嵩父子专权时，言官们20年如一日，冒着被排挤、打压、罢免、暗杀的危险，前赴后继，持续进谏，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万历朝首辅张居正执政期间，言官们以“夺情起复”等为事由，集体跪谏，哪怕被廷杖打伤、打残，也毫无惧色。
    明朝的那些名臣、权臣，比如高拱、徐阶等，几乎没有人没被言官“骂”过。就连那些动辄一手遮天、为所欲为的宦官势力，也因为言官的存在而受到过打压、约束。当然，这期间言官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少人被宦官陷害，惨死狱中。
    言官们也没有忽视对皇帝的监督。但凡皇帝有不理朝政、沉迷酒色、懒政怠政、奢靡无度、大兴土木等有失君德、有损国力、有害国政的言行，各路言官势必会纠弹不已，哪怕因此触怒龙颜，被廷杖、流放，也在所不惜。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言官们确实没有辜负朱元璋当初的期待。不少言官因为进谏而获得了“诤臣”“忠臣”的称号，他们的事迹也被载入史册，受人敬仰。可任何事物都不能演化为极致，物极必反。言官所掌握的舆论监督权，归根结底也是一种权力。当这种权力被过度保护，失去了应有的制约时，最终就会变成脱缰的野马、下山的猛兽，不仅无法起到监督作用，反而会成为祸乱朝政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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