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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来检验他们的天才与成绩。
相遇
万历三十二年（1604），孙承宗向他的雇主告别，踏上了前往京城的道路。他的目标，是科举。这一年，他四十二岁。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秀才、落魄秀才，教师、优秀教师，举人、军事观察员，目睹战争的破坏、聆听无奈的哀号、体会无助的痛苦，孙承宗最终确定了自己的道路。
他决定放弃稳定舒适的生活，他决定以身许国。
于是在几十年半吊子生活之后，考场老将孙承宗打算认真地考一次。
这一认真，就有点过了。
放榜的那天，孙承宗得知了自己的考试名次——第二，全国第二。
换句话说，他是榜眼。
按照明朝规定，榜眼必定是庶吉士，必定是翰林。于是在上岗培训后，孙承宗进入翰林院，成为一名正七品编修。
之前讲过，明代朝廷是讲出身的，除个别特例外，要想进入内阁，必须是翰林出身。否则，即使你工作再努力，能力再突出，也是白搭。这是一个公认的潜规则。
但请特别注意，要入内阁，必须是翰林，是翰林，却未必能入内阁。
毕竟翰林院里不止一个人，什么学士、侍读学士、侍讲、修撰、检讨，多了去了，内阁才几个人，还得排队等，前面的人死一个才能上一个，实在不易。
孙承宗就是排队等的人之一，他的运气不好，等了足足十年，都没结果。
第十一年，机会来了。
万历四十二年（1614），孙承宗调任詹事府谕德。
这是一个小官，却有着远大的前程，因为它的主要职责是给太子讲课。
从此，孙承宗成了太子朱常洛的老师，在前方等待着他的，是无比光明的未来。
光明了一个月。
万历四十八年，即位仅一个月的明光宗朱常洛去世。
但对于孙承宗而言，这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学生——朱由校。
教完了爹再教儿子，真可谓诲人不倦。
天启皇帝朱由校这辈子没读过什么书，就好做个木工，所以除木匠师傅外，他对其他老师极不感冒。
但孙承宗是唯一的例外。
由于孙老师长期从事儿童（私塾）教育，对木头型、愚笨型、死不用功型的小孩，一向都有点办法，所以几堂课教下来，皇帝陛下立即喜欢上了孙老师。他从没有叫过孙承宗的名字，而代以一个固定的称谓——“吾师”。
这个称呼，皇帝陛下叫了整整七年，直到去世为止。
他始终保持对孙老师的信任，无论何人，以何种方式挑拨、中伤，都无济于事。
我说的这个“何人”，是指魏忠贤。
正因为关系紧、后台硬，孙老师在仕途上走得很快，近似于飞。一年时间，他就从五品小官，升任兵部尚书，进入内阁成为东阁大学士。
所以，当那封打小报告的信送上来后，天启才会找到孙承宗，征询他的意见。
可孙承宗同志的回答，却出乎皇帝的意料：
“我也不知如何决断。”
幸好后面还有一句：
“让我去看看吧。”
天启二年，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来到山海关。
孙承宗并不了解王在晋，但到山海关和八里铺转了一圈后，他对王大人便有了一个直观且清晰的判断——这人是个白痴。
他随即找来了王在晋，开始了一段在历史上极其有名的谈话。
在谈话的开头，气氛是和谐的，孙承宗的语气非常客气：
“你的新城建成之后，是要把旧城的四万军队拉过来驻守吗？”
参考消息
他的成功不能复制
孙承宗之所以在皇帝私人教师这个岗位上如鱼得水，除了家教经验丰富，善于把握学生心理之外，他还有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他是从基层做起的，对政治、军事、民生等都有十分丰富的阅历，讲课时能够紧密联系实际，趣味性很强；其次，他的声音很有穿透力，史载“声如鼓钟，殷动墙壁”，学生想打瞌睡都难；再次，他作为河北高阳人，虽然官话不是很标准，但高阳话咬字清楚，这就比他的同事浙江讲官钱象坤等人强多了。综上所述，也难怪朱由校最喜欢孙老师的课了，每次课后，他都会说自己“开窍了”。
王在晋本以为孙大人是来找麻烦的，没想到如此友善，当即回答：
“不是的，我打算再调集四万人来守城。”
但王大人并不知道，孙先生是当过老师的人，对笨人从不一棍子打死，总是慢慢地折腾：
“照你这么说，方圆八里之内，就有八万守军了，是吗？”
王大人还没回过味来，高兴地答应了一声：
“是的，没错啊。”
于是，孙老师算账的时候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