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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屋，东洋烂大街的店名，叫鹤屋的店铺经营什么的都有。
衡阳路的巷子里就有一间叫鹤屋的日料餐厅，面积不大，生意却是不错。
鹤屋的老板叫罗秋铿，表面上是台湾人，实际是宝安人，原和平建国军旗下羊城绥靖公署驻扎在宝安沙井、松岗的独立第5营下属便衣侦缉队队长。
当时小鬼子在宝安的部队基本是不下乡的，征粮、收保护费、鱼肉乡里的事情都是和平建国军、保安团或皇协军出面在做，便衣侦缉队的口碑稍稍好点，因为他们属于一线部队，主要的任务是渗透、剿杀东江纵队成员，没太多时间找老百姓晦气。
宝安罗氏是当地豪强，实力雄厚，其掌舵人的眼界自然不会太差，早早就未雨绸缪将鸡蛋装在不同的篮子里，凡是有字号的势力几乎都有罗氏的人去投靠，罗秋铿比较倒楣抽中了和平建国军的签。
因为肩负保全背后一大家子的使命，罗秋铿混得比较卖力，初时屡次被小鬼子嘉奖，等过了1944年10月，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小鬼子气数已尽，罗秋铿便开始谋一条活路——冒充一个台籍士兵的身份，兜兜转转来到台北。
他来台北的路上并不孤单，还有一个伴，花田隼人，原华南派遣军第23军旗下步兵第229联队第1中队的一名少尉，属于战争后期的强征兵。
对小鬼子进行归类，可以分为战争前期和战争后期，战争前期多为受训多年的老兵，战斗素养高，自信心高昂，以为自己高人一等，视对手为低等生物，无恶不作。
战争后期由于战事不利，增加了太多的补充兵，多为生瓜蛋子，且经历了享受战争带来的福利到为了维持战争勒紧裤腰带的转折，虽然被虚假的宣传蒙蔽，但自己饭碗里有几粒米还是数得清的，何况真如宣传般攻无不克，干嘛强征自己上战场？
所以，强征兵多是带着悲观情绪出来的，到了岗位了解到真实局势，又看见老兵暴行，心中更为胆寒，他们不得不担心一件事——假如东洋战败，自己和家人会不会被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正因为有这种担心，加上老兵当中也不乏清醒派，一部分小鬼子在战争后期做事比较收敛，才发生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事。
如华北方面的小鬼子将自己的汽艇卖给新四军，新四军驾船收日商的抗战税；又比如各地都有发生的默契战斗，扫荡消息、打碉堡，都可以花钱买，枪声一响，小鬼子扔下一些武器就开溜，成全一些队伍的光复假象。
再比如小鬼子的后勤瘫痪后，一些小鬼子会到地主家里当长工、短工，干活相当卖力，对吃的要求还不高，能吃饱就行。
花田隼人就是小鬼子当中的混子，出战斗任务能躲就躲，对投靠小鬼子的半土匪半帮会组织“黑骨仁”能敲则敲，到了1944年10月，他的心思和罗秋铿不约而同，于是，一个作恶多端的伪军和一个罪孽不深的小鬼子成了同是天涯沦落人。
饭点过后，鹤屋的客人走得七七八八，罗秋铿从厨房端了几道下酒小菜招待花田隼人。
一杯酒下肚，罗秋铿说道：“你还记得冼耀文这个人吗？”
“谁？”
“山本文雄。”
“那个中学生，间の子？”
“是的。”
“为什么提起他？”
罗秋铿沉着脸说道：“我今天见到他了。”
“在台北？”
罗秋铿不答。
花田隼人知道自己说了句废话，改口说道：“他怎么会在台北？”
“不清楚，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正走进番仔的店里。”
“秋铿君，山本文雄认识我们，如果遇到，我们该怎么办？”花田隼人不由担忧道。
“不用太担心我们的身份暴露，冼耀文现在的身份应该不简单，有保镖，也有汽车，或许我们有机会找他合作。”
罗秋铿隐去他已经将冼耀文和之前耳闻的带着巨资来台投资的香港富豪冼耀文联系在一起的猜测没说，他有自己的私心。
自从1937年台湾开始执行战时体制，一些必需品实施配给，供不应求，原本小打小闹的黑市就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参与其中的不仅有本省商人，还有日商。
只是那时候黑市上的物资较少来自走私，1945年后，一些日商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留了下来，因为浮财被没收，又不允许经商（不能站在台面，可以暗中持股），不少日商依托东洋的货源地优势，纷纷进入走私业。
初来台北时，罗秋铿和花田隼人都不会说流利的闽南语，不敢与本省人多接触，反而与留台东洋人接触较多，一来二去接触到走私日商，先以“本省人”的身份给日商提供掩护，待摸清门道，两人自立门户。
几年时间，两人凭借身份优势，成了实力雄厚的走私商。罗秋铿如今钱有了，女人找了俩，孩子有一双，心知走私不可持久，已经筹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