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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顿了顿之后凝重地强调：“朕御极于内，文武佐于外，今后这君臣共治天下之格局，朕愿试改之！”
两年多以来，大明的诸多弊病都堆到了朱常洛面前。
朱元璋废除宰相，直管六部，君权当然是越来越集中了。
但久而久之，内阁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
更何况时代在变，朱常洛必须松一松绑，探索一个既能提高效率、也能刺激思想认知改变的新格局。
皇帝视百官为家奴，只会引导出一个百官和勋贵士绅视贫民百姓如家奴的结果。
现在朱常洛要向天下传出明确的信号：他是认同君臣共治的，但不是那种“为与士绅治天下”的认同。
利益只是一方面，添官加俸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
但理想抱负也是一方面。这天下实则是大家的，这一点无需讳言。但有宰相之实，就在紫禁城内的外朝设衙办公，皇帝提供这样一个开明的舞台，那却只有真正想要施展治国平天下抱负的贤能之士能享受这种尊崇。
随着讨论的深入，申时行、王锡爵他们当然明白了皇帝主要的思路重点。
人事、财计、兵权、监察分开，御书房则成了真正直属皇帝的“秘书内阁”。
这内相最灵活，将来还有巨大的演化空间。
皇帝分开最重要的几个大权给几个人，对朝堂来说最重要的变化是多出三个丞相位置。
而对中枢和地方来说，需要考虑好的问题也有很多很多。
比如说提学按察使将来是该继续由地方提刑按察使来管，还是至少每个省的衙署设置要向中枢看齐？
比如说地方督抚权力极大，尤在地方三司之上，那么又如何平衡中枢里施政院比鉴察院重要、地方上鉴察系统却反而更重要的矛盾？
在乾清宫这正殿里，李成梁一直没有开口说什么话。
他能够第一批被喊来，其实已经是殊恩。
枢密院的武英大学士，这武相当然仍是文臣。但枢密院之中，将来似乎要专门厘定职权了。五府、兵部都在枢密院之下，还把拥有马政小金库的太仆寺也划给枢密院，那么武官铨选任用、粮饷兵备供给等许多事，再有战事谋划指挥，枢密院都十分关键。
绝非一个武相就能左右的。
现在还没有具体聊到枢密院，李成梁只是听着。
如果说武相是大司马，那么……也许枢密院内还有一个大将军这样的位置。
权力的细枝末节其实相当多，每一项具体的权力都有来源、执行、监督这样的维度。
朱常洛和他们商谈了一阵之后只说道：“要说这次最大的变动，无非朕要划分一房四院，设五相。而后只是已有诸衙分定隶属，事务专往一相题请。地方可以先行照旧，文武散阶、诸多虚衔，吏部、礼部若厘清了，这几年能把财计也解决好了，那么三殿就能依新制重建，朕不妨再直接定下相名。”
他一一看了看众人：“地方上考察士绅，天下皆知理所应当。朕不是苛刻之君，而是一心图治。朕尊拜贤相，添官加俸，愿天下贤才都明白朕的意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朝廷财计本该稳而向好，则百官既享尊位，也不必忧虑家用不济。天下士绅不该取了功名得了优免便在野一心齐家富家，而不思治国平天下。”
“居朝有居朝的好处与责任，在野也有在野的好处与责任，道理原本简单。”
他的语气是理所当然的，一个个看了过去。
先是申时行：“进贤院教化天下，选贤任能，必须思索学问大道如何裨益国家，必须思索天下读书人该如何上能近大道、下不违国法。”
而后是王锡爵：“施政院施政安民，必须时刻想着怎样才是真稳定，怎样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日子越过越好。”
此后又是田乐和李成梁：“枢密院保家卫国，也要时刻想着忘战必有危，好战则必亡。每一次用兵，该不该用，如何用，用了有什么得失，眼前与长远都得考虑。”
最后则是朱国祚：“御书房与鉴察院亦如此，通达上下，查缺补漏，纠劾弊失，既要团结公忠，又要警惕官风士风腐坏。”
朱国祚还不确定自己这次有没有份进步一下，但现在他很心热。
朱常洛则最后问道：“关于这中枢衙署大改，卿等大方向上觉得如何？如果都认为可以试试，那么下一步就该召各衙首官共议了。”
皇帝愿意在这种层面放权，大家为何要阻止？
对申时行来说，也许本该接下来又成为首辅的。但旧格局下的首辅，又怎么比得上这进贤院下身兼大宗伯与大天官之实的五相之一？
对王锡爵来说，将来似乎只要御前五相定下来了该做的事，施政方面再无人对这相国指手画脚。
而对其他人来说，多三个相位！
田乐知道皇帝将来必定有巨大的动作才能使得“百业皆列朝堂”，但这第一步，居然是要在最顶层的权力圈子里塞进一个武相进去。
“陛下宽仁礼贤以治天下，臣无有异议。”申王两人俯首。
“礼制上古今相融，臣以为并无不妥。”朱国祚还指望更进一步呢。
“臣谨遵圣意。”田乐和李成梁则很简单。
朱常洛则十分干脆：“好，那就再召各衙首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