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3章 一股脑全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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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薄薄的纸片嵌在装订线内侧。取出一看,竟是一张手写名单,共五十三人,全是八十年代各地文化馆、厂矿宣传队中曾秘密放映禁片或组织讨论会的基层工作者。许多人名字旁标注了死亡时间,有的写着“失踪”,还有一个名字被重重划掉,旁边批注两个字:**“叛徒”**。
    他正欲拍照,余光瞥见走廊尽头站着一名穿灰色风衣的男人,正低头看表。那人似乎察觉目光,抬头看了他一眼。
    方星河立刻合上书,转身从侧门离开。
    当晚,他召集CIMK核心成员召开紧急视频会议。除王查理外,还有三位远程接入:一位是香港纪录片学者李婉仪,一位是成都技术专家吴穹,另一位则是远在柏林的前央视编导赵???因发布敏感作品流亡海外三年。
    “我们必须加快行动。”方星河将名单投影在墙上,“这些人是真正的火种埋藏者。哪怕只剩一个活着,我们也该找到他们。”
    李婉仪点头:“我已经联系几位退休的电影档案员,他们愿意提供未数字化的老式录像带。第一批二十盘,涵盖1983至1989年间地方台自制短片,很多内容从未公开。”
    吴穹则展示了新开发的“影子爬虫”程序:“它可以伪装成学术检索请求,潜入部分高校封闭数据库,抓取被归档为‘内部资料’的影像文本。目前已成功提取七部失传影片的文字剧本。”
    赵?声音冷静:“我在欧洲联络了几家独立媒体,愿意联合发起‘中国记忆计划’跨国展映。首站定在柏林,主题就叫:**‘未完成的叙述’**。我们会以‘历史研究项目’名义申请许可,规避政治风险。”
    会议结束前,方星河说:“接下来我们要做三件事:第一,把‘回声’网站结构复现,建立镜像站群;第二,启动‘寻人启事’行动,依据这份名单逐一核实生存状况;第三,筹备《囚鸟》之后的新项目??一部完全由普通人讲述的口述史长片,暂定名《我记得》。”
    “拍多少集?”王查理问。
    “拍到没人再敢说‘我不知道’为止。”
    冬去春来,行动悄然铺展。
    四月中旬,CIMK收到第一份有效回应。来自甘肃武威的一位退休教师寄来一盒VHS磁带,标签上写着:**“1985年工人俱乐部夜校?电影赏析课实录”**。画面中,三十多名青年围坐一圈,正在讨论《城南旧事》的象征意义。镜头扫过人群,竟捕捉到年轻时的周文康,坐在角落微笑倾听。
    与此同时,深圳某科技园区地下二层,一台不起眼的服务器机柜正默默运转。它不属于任何公司,也没有注册备案,却是CIMK的主节点之一。每天凌晨两点,它会自动向分布在全球十二个国家的备用节点推送加密数据包,内容包括当日新增的访谈录音、修复片段、文献扫描件。
    而在表面上,这一切都隐藏在一款名为《光影拼图》的小程序背后??一款打着“怀旧电影知识问答”旗号的游戏APP。玩家每答对一道题,就能解锁一段看似无关紧要的老电影花絮,实则暗藏解密线索。只有连续通关七关,并输入特定指令,才能进入隐藏层,访问真正的资料库。
    这款小程序上线两个月,下载量突破百万,且持续增长。
    五月下旬,一场意外打破了平静。
    西安美术学院一名研究生在撰写毕业论文时,引用了《囚鸟》中的历史场景分析,被导师举报“传播非法信息”。校方勒令其删除章节并公开检讨。学生拒绝,反在校内论坛发布万字长文《我们为何必须观看〈囚鸟〉》,详细梳理影片所涉事件的历史脉络,并附上CIMK提供的部分证据链。
    文章一夜爆红,转发超五十万次。虽迅速被全网封杀,但已有数百所高校学生自发组织读书会,以“文艺批评工作坊”名义传阅打印版。
    更出乎意料的是,六月初,一家名为“星辰在线”的地方新闻网站突然发布专题报道:《一位普通观众的观影日记??我看〈囚鸟〉的七个夜晚》。作者自称是南方某县城中学语文老师,讲述了自己如何通过学生拿到资源,又如何在家中悄悄看完全片的过程。
    文中写道:“我不是影评人,不懂什么蒙太奇或意识形态编码。我只知道,当那个女人把母带放进无人机时,我哭了。因为我父亲也曾是个爱看电影的人,但他在我十岁那年就被调离文化站,从此再没提起过电影。那天夜里,我终于明白,他失去的不只是工作,而是一种说话的权利。”
    这篇报道奇迹般逃过审查,存活了整整三天,期间阅读量逼近千万。尽管最终被强制下架,但它催生了一个新现象:全国各地陆续出现“家庭放映小组”。人们以亲友聚会、亲子教育、外语学习等名义聚集,在私密空间轮流播放《囚鸟》及其他相关作品。
    有人用投影打在窗帘上,有人用平板围圈传递,还有人在露营时借野地幕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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