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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血里的火种，总会找到出口。”
一周后，《囚鸟》进入第二阶段拍摄。这次选址在北京郊区一座已废弃三十年的老电影院??红星影院。这里曾是文艺青年的精神圣地，八十年代无数先锋电影在此首映，后来因经营不善关闭，墙体斑驳，座椅腐朽，银幕上爬满了霉斑。
但方星河坚持要在这里拍关键的一场戏：女主角终于拼凑出真相，决定将纪录片公之于众。她在深夜潜入影院，架好放映机，把母带放入机器。当第一帧画面亮起时，整个大厅仿佛苏醒。
为了还原那种久违的仪式感，方星河拒绝使用数字投影，特地托人从山西运来一台七十年代产的35毫米放映机。开机那天，技术团队调试了整整八小时，才让齿轮与胶片重新咬合。
傍晚六点十七分，第一束光打上了银幕。
那一刻，所有人都安静了。
画面缓缓展开：一位老人坐在院子里，阳光洒在他布满皱纹的手上。他说：“我不是不怕死，我是怕你们忘了该怎么活。”
话音落下，影院后排忽然传来一声轻响。
众人回头，只见最后一排的角落里，坐着一个身穿旧式中山装的老人，手里拄着拐杖，正默默抹泪。
“谁？”场务上前询问。
老人抬起头，声音微弱却清晰：“我是周文康……田守义的学生。”
全场震惊。
方星河快步走过去，蹲在他面前：“您……就是那个消失了的技术员？”
老人点点头，从怀里掏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封面上写着《春雷?完整剧本》。
“我没烧。”他哽咽着说，“我藏了三十八年。每次想拿出来，都怕连累别人。可最近看了你的听证会直播，听了你说的话……我觉得，该结束了。”
方星河接过本子，指尖微微发抖。翻开第一页，字迹工整，页脚有批注：“此片若成，必遭禁。然真相比安全更重要。”
他抬起头，声音沙哑：“老师等了一辈子，您想不想看看自己的电影被放出来？”
周文康闭上眼，泪水滑落：“想。哪怕只有一次。”
当晚，剧组临时更改计划，决定就在红星影院举行一场非公开试映。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将《春雷》的剧本口述转录为旁白，配合现存的零散画面与老照片，做成一部十分钟的“概念短片”。
午夜十二点整，灯光熄灭。
胶片转动的声音响起，如同心跳。
当第一个镜头出现在银幕上??一群工人站在工厂门口举着标语，天空乌云密布??周文康突然站起身，颤巍巍地走到银幕前，伸手抚摸那道光影。
“老田啊……”他喃喃道，“我们做到了。”
放映结束，掌声久久不息。
方星河站在人群中央，却没有笑。他知道，这一晚的意义远超一场缅怀。这是反击，是宣告：**有些电影死了，但它们的灵魂一直在等待复活的时机**。
第二天清晨，他接到王滢悦电话。
“陈楷哥住院了。”她说，“不是因为身体，是因为心理崩溃。医生说他连续做了两周噩梦，反复喊同一句话：‘我不是坏人……我不是……’”
方星河沉默许久，才问：“他还说了什么？”
“他说……希望你能去看他一眼。”
他犹豫了整整一天，最终还是买了去大理的机票。
陈楷住在洱海边一所静谧的疗养院里，穿着宽松的棉麻衣裳，背对着湖面喝茶。听见脚步声，他没有回头。
“来了？”声音苍老了许多。
“来了。”方星河坐下。
湖风拂过，水面荡起细纹。
“你知道我为什么打压你吗？”陈楷忽然问。
“因为你害怕。”方星河道，“怕新一代导演不再需要你这套规则。”
陈楷摇头：“不，是因为我曾经也像你一样。”
他缓缓转过身，眼里布满血丝：“1983年，我拍第一部片子时，也被骂‘离经叛道’。那时我有个导师，姓林，是当时最有权势的审查委员。他压了我的片子整整两年，最后逼我删掉十七个镜头，包括主角临死前怒吼‘这世界不该这样’的那一句。”
“所以你也学会了妥协？”方星河道。
“我学会了生存。”陈楷苦笑，“后来我成了‘林委员’那样的人。我以为只要坐在那个位置上，就能保护更多新人。可慢慢地，我发现自己变成了当初最讨厌的那种人。等到我想回头时，已经没人信我了。”
方星河静静听着。
“你赢了。”陈楷说，“不只是电影节，是你让我看见，还有人愿意为一句真话拼命。我不敢说我对得起谁，但我希望……至少别再拖你的后腿。”
方星河伸出手：“那就一起做点事吧。比如，推动建立‘中国被禁电影史料馆’，让所有消失的作品都有归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