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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公来这里是有原因的。
他比较关注广播电视台的发展，78年，一项《筹备广播电视大学》的请示就是他来拍板，否则张俪现在的学校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另外有一个原因。
众所周知，《风声》虽然写在杭城，实际上灵感来自于渣滓洞惨案。在这一事件发生之前，当时的二野已提前获知这一消息，他们是距离渣滓洞最近的部队，直线距离大约为1400里。
乔公经历过这件事。
「我们搞过很多方案！内外策划行动，却不能建立联系；出钱赎人收买，对面不肯；派出小队武力营救，不料对面大量增派武装，他们有地形优势，一时攻不下来————最后如何呢？」
这些话将听众的记忆，拉回到属于那个时代的战火。
余切也再度听到一个「活化石」一样的人物向自己讲述当时经历的。
「最后是挑选出三千个精兵强攻，轻装上阵，千里迢迢，一刻也不停的赶路，没想到一切提前发生，最后赶到那里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心当时的果党特务或是有「感应」，或是从哪里嗅到了蛛丝马迹，总之，他们提前了计划，使得营救行动功亏一篑。三千战士到现场后悲愤落泪，有的人紧握双拳，无声怒吼。
天空下起了血雨，他们只能尽快搜寻还未被损坏的资料，用以在将来对特务分子定罪，以及保留烈士们在此奋斗过的痕迹。
余切适时的说「这就是地下斗争的残酷性。变数太大，随时要掉脑袋。」
马识途的《在地下》有个「十条」，其中暴力营救放在相当靠后的位置。前几步全部都是硬扛、装傻。
看来原因很简单，因为成功案例实在太少。
短暂的悲伤后，王钢问到了读者最关心的问题：「像《风声》这些书，最后能否使得余老师你拿到诺奖？」
余切不置可否。
《风声》有可能吗？
坦白讲是不可能的。这小说太短，而且立场不被认可。
《潜伏》是写得好的长文，因为写得好，反而更不可能。
以北方的苏联举例，其存在期间一共有五个诺奖文学家，最近的一个发生在1987年，获奖者是约瑟夫·布罗茨基。他因「反苏」被驱逐，诺奖组委会当即喜不自胜的颁发给他奖项。
另外四个人呢？
无一例外，全部以反苏闻名，最少也公开批判了苏联的体制。1933年，当苏联的第一个获奖者伊万·布宁来到斯德哥尔摩时，组委会甚至直言「我们完全是因为政治因素才给他颁奖」。
这五个苏联文学获奖者有三个人长期流亡在海外，居住在美国、欧洲等地。
余切走出了一条奇路，他没有背叛他的民族，反而宣传中国人智慧品德，但这就代表他要在其他事件上，营造出更大的声势，成为世界级的作家！
余切意味深长的说：「一个人的成就，在当时往往不能被正确的评价，就算在诺奖这种舞台上也是这样。」
他谈到了杨振宁，爱因斯坦。两位物理学大拿都不因为自己的最主要成就获奖。
杨振宁最成功的是杨—米尔斯理论，拿奖是因为对宇称不守恒定律的研究。
爱因斯坦最著名的是「相对论」，但他拿奖是因为发现并解释光电效应。
有一些人是不应当被诺奖组委会「审判」的，他们的成果，只能被时代本身来评价。
诺奖的文学奖这种情况也很多。
「我始终认为，新现实主义，以及我写的这些书，才是我将来最大的成就；
但在国际上我还太年轻，我们也还太年轻，如果有一天我因某一文学获得荣誉，请大家要记住，我最珍贵的还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所写的中国书。」
王钢看到了他此生难忘的一幕：乔公沉默片刻，忽然，他紧紧握住了余切的手，拥抱了余切。
巨大的震撼席卷了王钢的内心，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想要发出声而不得，才发现他像被人施加了定身术，动弹不得的立在原地。
播音间外，节目制作叶永梅等人，泪流满面的看著他们。同事们的掌声一浪高过一浪。
有很多媒体尝试统计《长篇连读》这一期的收听率。
央台自己认为全国当时有六分之一的人听了节目，加上旁听的，有可能达到骇人的数亿人之巨。他们想要申请金氏世界纪录——世界故事类广播节目的最大同时收听观众数量。
海外媒体认为这期节目被夸大化了，因为一个中国家庭可能有三个人，也可能有五个人，九个人，甚至十一个人，这种乘数根本无法统计。
BBC在分析这段节目时说：「1978年，中国一共拥有收音机1.2亿台，但城镇居民平均每百人拥有117台收音机，而农村居民每百人只有5台！我们以为的万人空巷，其实只是这个广袤国度上的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