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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会就起这种毛细血管的作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慈善项目，时间窗口很短，资助对象也很少，却不好不做。有能力的话，最好做一下。”
“你讲得对！”艾风递给余切一根烟。
“我不抽。”
“唉，作家不抽烟，就像是市场经济却不许讲资本增值，当然可以，就是有点奇怪。”
余切哈哈大笑。
艾风是个“市场派”。他在“市场”上走得很深，譬如他觉得国企可以把闲置资金用于资本运营——比如投资民企，拿去给产业资本放贷等等。
这些观点比余教授的想法要大逆不道得多。
85年，艾风写了一篇反映收入分配的激励文章《面对生活不等式》，鼓励人们正确看待“不等式”的问题。这是一篇鸡汤性质的通讯文章，他早已观察到富人开始变得很富裕了这一现象。
“好，好！”艾风道，“我正要写分配方面的文章，我以为你就做了一个好表率！有钱了，就要做好事，不要等社会来逼你做好事。”
接下来的几天，余切只管等待。
因《朝闻道》发表在《人民文学》上，余切拿了一笔稿酬，这篇小说全文十多万字，王濛力排众议，按照四十块钱每千字价格来结算的，于是余切的稿酬高达六千多元。
这高吗？
高，也不高。
王濛打电话和余切道歉：“我们远远比不过国外的稿酬，只是别人的十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甚至不如福门托奖的奖金，那可是五万美金！真是对不住！”
作为文学界的goat，王濛之所以感到羞愧，是因为这两年变化十分大。自余切在宝岛《联合文学》拿到四万六千美金的天价稿酬后，作家纷纷走向海外，接着被海外的稿酬震惊得瞠目结舌。
新一轮的稿酬变革开始了。
因为涉及到自身利益，这些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体系的作家们，用很短的时间搞清楚了“合同，版税，代理，佣金”这些东西，变得相当精明。
他们一下子意识到，曾经计划经济年代的稿酬体系，对他们这些成名作家而言很不利。和吃大锅饭一样，就算你做到了大作家，了不起二十块钱每千字，而一个厉害一些的文学系新生，他也能拿六到二十块钱，没有区别。
而且因各种原因，稿酬和意识形态相关，总是呈现钟摆一样的巨大震荡。
写长篇小说《李自成》的姚雪银，他第一卷46万字，写成于1963年，拿了两万块钱稿酬；第二卷八十万字，发生在七十年代，出了稿酬方面的“限薪令”，他竟没有稿酬，只得到生活补助270元。
搞笑的是，他爱人帮他的小说打字，反而拿到了350块钱的报酬。
出版社实在是觉得姚雪银太惨了，送了他许多套样书作为报酬——不多不少，正好250套！
然后姚雪银就崩溃了：我每个月只有四十块钱的基本工资，又无稿酬，让哥们怎么写下去？
当八十年代，稿酬又一次从转向另一端的时候，姚雪银就开始疯狂写小说了，作家二月河批评姚雪银“给李自成加了太多戏”，“过分拔高了这个人”。
“不知为何，他简直要把李自成写成完美无缺的领袖。”
这有可能是姚雪银的个人喜好，也可能是因为新的稿酬制度出来了，姚雪银为了水文，就猛吹李自成了起来。
王濛谈到现在办杂志的困难。
“原先我们没有文章可以刊登，老作家不敢写，年轻人不会写；现在我们的文章太多，作家太多，但最好的作家还是稀缺……大家为了争夺这些人，拼命的涨稿酬！结果没想到，外面的狼来了！”
余切道：“你把《人民文学》发到宝岛和港地，发到欧美的华人社区怎么样？”
“不怎么样！你要能办成这件事情，你来做文化部长好了！”
余切显然是开玩笑的，王濛也知道。他大倒苦水：“总之，我们向海外看齐，真给不起；又不敢按照《暂行规定》的文件执行……我知道，作家们的心里有怨言，我们也很不好做，只能尽力为他们争取津贴。”
这是当然了。
汪曾祺嫌弃稿酬低，他都“骂娘”了，发誓不和《大公报》合作，难道你要等着余切也来骂娘吗？
余切透露出自己今后要把内地稿酬都捐了。
不过，他没有谈到个人基金这个事情。
王濛大吃一惊，却又非常高兴。他是知道余切在海外的受欢迎程度的，85年余切在日本演讲，一场节目下来就拿了四万块钱采访费，这是内地多少杂志总编坐牢都不敢开的稿酬。
这两年在海外的版税，余切不知道拿了多少。他早不在乎内地稿酬了。
捐出去反而都开心了！
王濛大喜过望：“你这是学了巴老？他一年也要捐去十五万呢，干得好！这样，我们敢于给你发更高稿酬，因为你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