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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拜访，说的都是你几年前的故事。」
「我有什么故事可以拿来说？」
「很多————你第一次就投省刊，你和《人民文学》的编辑大吵一架！你躲去南疆，你用一把手枪彻底扭转局势，你打通了和马尔克斯的电话————你站在波哥大山顶向外眺望————还有————还有————」
黄兴邦说得心驰神往，时不时停顿下来回味。他说得自己都被打动了。
余切忍不住道：「他们说的就像一个戏剧的传奇人物，我自己都不认得我自己了。」
「是啊！」黄兴邦感慨道。「然而，你却是我们身边的人物。我现在站在你的面前，我看向天空，我觉得天空很近；我看向你，然而，我觉得你很远。」
渣滓洞是一个特别冷的地方，它建在歌乐山脚下，潮气很重。三面环山一面临沟，地理位置上极为压抑，黯淡无光。尤其是在11月份。当地下了好几天的雨，不仅显得萧瑟，还减少了本来就不多的阳光。
「囚犯」的居住环境相当恶劣，一间不大的屋子，最多要住上十八个人！人在里面，长期处在缺氧环境下，力气全无。
在这样的环境下，「囚犯」之间互相约定绝不出卖，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放弃希望。
哪怕这希望不在他们本人的身上。
这是一种传承的意志。余切渐渐的感觉到了。
1949年的新年，烈士们在简陋的牢房中，组织起了一场别样的「新春诗会」，在这里他们仿佛已经看到外界的大好形势，热情期待著将来的完全胜利。
古承铄在狱中创作了《入狱偶成》：「我宣誓：
爱那些穷苦的、
流浪的、无家可归的、
衣单被薄的人民；
恨那些贪馋的、
骄横的、压榨人民的、
杀戮真理的强盗。」
他不是唯一一个人，何敬平烈士《把牢底坐穿》中道：「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
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我们要把这颠倒的乾坤扭转！
我们要把这不合理的一切打翻！」
尽管身在地狱，烈士们却视死如归，而且因得知革命的胜利而欢欣鼓舞。
11月27号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果党在溃逃前夕，对关押在渣滓洞、
白公馆的革命者进行了血腥大屠杀。180多名革命者遇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11·27」大惨案。
马识途的大弟子罗广斌是个幸运的人物。罗广斌有个在果党做将军的哥哥，使他幸免于难，在无数次被特务刁难，对他软硬皆施后，罗广斌仍然不从，特务不敢杀他，他出狱后就与人合作创作了《红岩》这一本书。
应该说，这本书是来自于烈焰升腾下的情书，它颇具浪漫主义，而且是人类可以做到的最浪漫的事情之一。
虽然这里静悄悄，但余切仿佛已经听到了四十年前的呼唤声。
马识途为什么赠予他《红岩》书稿？恐怕是寄望于这种精神可以鼓舞到余切。
余切停在渣滓洞的围墙缺口，抚摸墙面上因阴雨天留下来的湿润青苔，他沉思良久。
到底要写一个什么样的小说？
在余切参观之际，《文艺报》上又刊登了钱忠书的新研究。这给了余切新的灵感。
这次研究终结了今年以来，对余切「军旅小说」一事的怀疑。这些怀疑主要由《当代》发起，虽然现在《当代》已经撤销朱生昌的职位，给出了态度。
但是，到底下一时代的「军旅小说」如何写，仍然众说纷纭。
余切在「军旅文学」发表的看法中，认为「未来的作家会融会贯通」，许多人并不能理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现在钱忠书给出了答案：「通感」。
这是他独特的见解，他把这称之为「通感」的文化观。简单来说，他认为不同文化之间应该相互交流和融合，而不是孤立和排斥。譬如传统文化应当批判性的继承和发扬，而不是彻底抛弃，或是全部捡起来。
在文学创作中，则要将那些早已有定论的小说题材，进行新的结合。这时，哪怕是样板戏也会爆发出精彩来。
「《潜伏》不算是军旅文学，不过可以看得出余切的创作观。它的故事结构遵循一个精妙的通俗小说节奏，引人入胜，而实际却探讨一个较深的问题：为何能取胜？是什么样的人得到了胜利？」
「论通俗和严肃的结合，天下无出其右。我以为这是他出彩的根本，高尚者看到了高尚，卑鄙者看到了卑鄙，女人看到了爱情，男人看到了理想！」
余切读后很有感悟。
以后世熟知的《亮剑》为例，写小说的作者本来是一个坦克退役士兵。因此，他写出了部队里「野性」，甚至蛮横的一面。一些人认为《亮剑》是伤痕文，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