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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蒋小方，出生在大兴安岭深处的一个小山村。
我爹妈在我刚满月的时候，就失踪了，有人说被山里的狼掏了。
是我爷，我奶，二老把我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
那年我八岁，寒冬腊月，我家老树屯大雪封山。
兴安岭连着刮了半个月的白毛大雪，山岗子上，积雪半米多厚，白花花的一片。
野鸡冻塌了膀，狍子饿弯了腰，四野荒山都是满地的饥荒，啥吃得都没有，动物都饿得挨不住下山进屯子找吃得了。
就更别提人了。
屯子里也是一片饥荒，家家户户空了米缸。
老两口儿带着八岁的我，我奶是个会过日子的女人，秋天捡地，夏天插秧，一大年从牙缝里省出点口粮勉强还够我们家挨过冬天。
我家邻居姓马，是个没爹没娘没媳妇儿的懒汉。
早些年我奶奶落水，马二蛋救了我奶奶一命，我奶心善，始终念着这份恩情。
于是，大家日子都不好过的情况下，马二蛋三天两头背着我爷不在，来我家借粮。
这年景，有借，哪有还的。
一点点我家的米缸也见底了。
等我爷知道这事儿，老头就火了，发脾气把米缸都砸了。
可火归火，米缸也确实空了，是个要命的事儿。
用我爷爷的话说，大人可以勒紧裤腰带，但是不能让娃儿挨饿。
于是无奈之下，我爷爷只得套上马车，带着我进山取点口粮。
山里一片荒地，哪还有什么口粮？
还真有！
我爷爷年轻时曾上山当过胡子，也就是土匪，后来政府严打一伙儿柳子都打散了，我爷那时候岁数小，下山从了良，这么多年也没有人追究。
我爷爷还记得，当年，他们那伙儿柳子势头大时，横行龙江三县，连苏联大鼻子的运输小队都敢打劫。
抢枪、抢钱、抢军需。
到现在，那荒山上的某处隐蔽的匪窝子里，还藏着大量的枪和罐头，知道这事儿的人估计也就我爷还在世了。
那天我跟着爷爷走了几十里路，深山大雪窝子里面藏着一处狗洞。
洞里，那一箱箱松木板子下面，码放着一层的铁皮罐头，足有几百个，猪肉的牛肉的都是硬货。
有的年头多，铁皮子烂了，就不能吃了，但仔细挑一挑，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可以食用。
我爷俩儿拎着两个帆布口袋，两斤装的罐头足足装了六七十个。
高高兴兴的赶着马车下山往家走。
此时天已经黑了，山路很远。
四下茫茫的大荒地，树影绰绰，一片深蓝。
我爷爷哼着小曲抽旱烟，手里的老式手电就能照清马车前的一点点土路。
距离老树屯还有三里多地时，路过一片乱坟岗子，往远了瞅，依稀能看见村子里点点昏黄灯火。
我从小就跟爷爷一样，都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
就当马车轱辘压过路边一个老坟包子时，马车一颠，一股尿意从我棉裤里袭来。
我一个跟头翻下车，踩着半米厚的雪壳子跑到一棵歪脖子树下正撒着尿。
突然，我抬头瞅见，眼前几米处。
一条大黑蛇和一只黄皮子正紧紧缠绕在一起，在两处坟包子中间打着滚儿。
这一幕既吓人又恶心，就好像村里的大人在办那事儿。
我随手捡起一块石头，照着俩畜生就丢了过去。
拳头大的石头不偏不倚，啪的一下，砸了个黄皮子脑浆迸裂。
那黄皮子直挺挺躺在了地上，温热的血化了一大片雪地。
“妈了个巴子的，你小子倒是胆儿肥哈！
哈哈哈！”
身后，我爷爷的声音响起。
等我爷爷踩着雪壳子吱噶吱嘎走到跟前，那条黑蛇已经没了影儿，雪地上留下一道弯弯曲曲的印子。
我爷爷拎起没脑袋的大黄皮子往肩上一扛，爷俩儿高高兴兴的回了家。
到了家，卸下马车，两口袋罐头往土炕上一扔，我奶奶也高兴坏了。
玉米面儿都要喝不上的时候，这些肉罐头咋看咋可人儿。
我爷爷栓好牲口，在院子里把黄皮子的皮子一扒，身上的肉骚，直接便宜了家里的大黄狗。
等都收拾干净了，我爷爷洗手上炕，点上洋蜡，支上小桌。
拿刀撬开一瓶罐头，我奶又给他烫上半斤粮食酒。
我奶缝着皮子，我爷喝着小酒，我也凑上去尝上几口肉罐头，吃得满嘴流油。
等酒也喝完了，肉也吃饱了，已经是半夜了。
醉酒的爷爷躺在炕头呼噜山响，临睡觉前还不忘嘱咐我奶。
这罐头再不许往外借一盒。
后半夜...
北风吹打着霜花儿，睡着的爷爷时而蹦出几句梦话，小人儿不大的我也猫进被窝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