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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问。
林真秀谨慎地答道：“虽然前几个月谷内正太郎局长访问中国，达成推进日中关系改善进程的共识，但目前尚无具体的方案或举措出台，导致对方没有先例可循，这应该是对方刻意将政治行为转化为商业行为，规避其中的政治风险的原因。考虑到这种形式在不涉及政治的情况下，确实能改善两国文化交流现状，我认为对双方应该都有利。”
津田阳子是个中年女性。日本女性能在婚后继续工作，尤其是中央省厅中继续工作，还能担任课长这样重要的职务，大都精明能干，林真秀因此也不敢乱说。
“但是，还是有些不够正式，华夏电影不是政府机构，对方毁约我们也无法追责。”津田阳子像是思考，迟迟没有给出明确的指示。
林真秀先是不解，然后恍然大悟，一脸被提醒的样子，“正如课长所言，这种形式不够正式。因此，我建议对方的电影主管部门如果不作为谈判一方出面的话，也应当作为见证人出席签约仪式。草签或者签约仪式必须在一个较为正式的场合进行，并通过国家级媒体公示，以提升对双方的约束力。例如，对方出席的官员至少应当是电影管理局某个处的处长，时间以上海国际电影节或者东京国际电影节期间为好。”
“这个建议有道理。”津田阳子眉间舒展了开来，“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时间比较好，东京国际电影节要到10月，太晚了。”
林真秀明白，这个太晚不仅指签约晚的话，执行要推迟，还是指不能得到2015年日中改善关系首个成果这一业绩。他立刻点头，“我和对方交涉的时候会强调这点。”
“文化交流·海外广报课不能直接与华夏电影谈判签约，”津田阳子接着说，“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有两个方法可以考虑下。”林真秀说。
他可不笨，只给上司一个选择不就是强迫上司只能同意或者不同意吗？中国的谋士给主公建议还有上策、中策、下策呢。
“第一个方式是授权给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或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这些中立的公益性协会，由他们和华夏电影谈判，文化交流·海外广报课监督审批。”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是为了促进日本和中国之间的贸易而成立的组织。电影也是商品，而且这次谈判肯定是双方互相出口电影的谈判，交给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合情合理。
“第二个方式是由课里发起，找一家电影公司牵头，成立一个日本主要电影公司对中国的出口合作委员会，并设立一家电影进出口公司。委员会协商决策，电影进出口公司负责具体谈判和日后执行。”
林真秀斟酌了很久，觉得还是这种方式最好，既能避免垄断，也能帮人避嫌。
“第二个方式比较好。”津田阳子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这也在林真秀的预料中。
选择后者，挑谁来组建，谈判条件的权衡，主动权在文化交流·海外广报课手中，等于在她这个课长手中。选择前者，前者可是个很有影响力的组织，会长还是前众议长河野洋平，授权就等于自己主动去让人架空。河野洋平是知名的知华派外交家，林真秀可能会因为自己的中国学院派背景不在意这点，但津田阳子可不会。
“挑选和组建这件事就拜托你了。”虽然选择了后者，但津田阳子还是将这份权力交给了林真秀，大概是对她可以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见证签约这件事的投桃报李——能上两国的国家级媒体新闻报道，不仅面子上很光彩，也给她增加晋升的资本。
当然，林真秀敢这样答应也是因为有底气。中国的国家级媒体报道了不起花钱，日本的国家级媒体嘛，NHK不好说，但是《读卖新闻》、《朝日新闻》这些报纸巨头和富士电视台、TBS这些民营电视台领头羊，可是与电影公司有着扯不断的关系，像日本五大电影公司中的东宝和东映，分别是富士电视台和朝日电视台的发起者及大股东之一。哪家报纸、电视台敢不答应，林真秀就敢边缘化它们的股东。
“还有牵线者的诉求问题需要课长指示。”林真秀将自己答应给易旭的条件换了个口吻提了出来。
“可以。”津田阳子直接应了，这也在林真秀的意料之中——有合情合理的借口减少某个方向的支出，腾出预算用在其他地方，等于增加了预算，这种好事，官僚不答应才是怪事。
不过津田阳子也给了另外一个指示，“那么，你挑电影公司牵头时挑一个动画电影比较多的，东映就不错。”
高！真是高！林真秀心里给津田阳子翘起大拇指。
日本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电影市场没落后，市场上就剩下东宝、东映、松竹、角川、日活这五大电影公司和一些只有制作能力的小型独立电影制作公司。其中东宝实力最强，并因为保留了制片厂，在五大电影公司中，只有它拥有制片、发行、上映三个功能。
照理，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