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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法庭里安静得能听见空调出风口的嗡嗡声。
陆时衍念出了那句话。
“‘陆时衍那个孩子,可惜了。可惜跟他爸一模一样。’”
导师的身子晃了一下。
很轻微。轻微到旁听席上的人几乎看不出来。可陆时衍看出来了。他看得出导师的手在发抖,看得出他的嘴唇在微微哆嗦,看得出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从未有过的东西——恐惧。
不是对法律制裁的恐惧。是对某种更深的东西的恐惧。是对三十年前那个破旧的办公室里,一个年轻律师对着镜子练台词的自己的恐惧。是对十年前他亲手递给法庭的那份伪造证据的恐惧。是对这十年里每一个辗转难眠的深夜,酒醒之后忽然想起一个老实巴交中学老师那双手的恐惧。那个老师签字的时候手也在抖,跟现在自己一模一样。
陆时衍没有再看导师。他转向审判长,声音平静如水:“审判长,所有证据已呈交合议庭。十年前苏氏实业的破产案、当前审理的专利侵权案、以及被告律师个人的多项违法行为,全部关联在同一批核心成员身上。原告方请求法庭将本案相关犯罪线索移送检察机关。”
沈铁尺摘下老花镜,用镜布慢慢擦着镜片。擦了很久。然后他戴上眼镜,拿起法槌。
“现在休庭。合议庭将对原告方提交的新证据进行评议。”
法槌落下。咚的一声。
那声音不大,却像是有人在每个人的心口上敲了一下。旁听席上的人开始陆续退场,媒体记者抱着设备往外跑,赶着发稿。苏砚的技术团队还坐在原位,谁也没动,像是还没从刚才那三十分钟的紧张中缓过神来。
导师低着头收拾桌上的文件。他的手还在抖,文件散了一地,他弯腰去捡,捡了几页又掉了几页,最后索性不捡了,就那么站在那里,看着空荡荡的被告席,发呆。
陆时衍走过去。
两个人面对面站着,谁都没说话。
法庭里的人几乎走光了。只剩下书记员在整理笔录,键盘敲击的声音在空旷的法庭里回荡。窗外有阳光照进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最后是导师先开了口,声音沙哑得像是砂纸磨过木板:“你父亲的事,我可以解释。”
“不用解释了。”陆时衍的声音很淡,“我不是来听你解释的。我是来告诉你的。”
“告诉我什么?”
“那二十万的账,我父亲还了十二年。还清了。他不欠任何人的了。”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旧得发黄的立案通知书,展开,放在导师面前的桌上。通知书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了,但那个日期还能看清——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七日。父亲去法院立案的那一天。“你欠他的,今天还清了。”
一阵不知从哪里来的风忽然穿堂而过,将桌上那张泛黄的立案通知书轻轻掀起一角。纸页在半空中翻卷着,露出背面一行极淡极淡的铅笔字。是父亲当年写的,字迹歪歪扭扭,幼稚得像是小学生练字,可每一笔都很用力——“明天开庭。别怕。”
“我也不欠你了。”陆时衍说完,转过身,朝法庭门口走去。
导师站在原地,手里攥着那张泛黄的纸,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终于没有说出口。他忽然想起自己第一次见这个孩子的时候——十八岁,大一新生,站在法学院门口,手里捧着一本翻烂了的《法理学》,问了他一个问题。那个问题他当时没有正儿八经回答,只是拍了拍孩子的肩膀,说了一句“以后你就懂了”。现在那孩子用二十年的时间,自己找到了答案。
陆时衍走到法庭门口,苏砚站在那里等他。她靠着门框,手里还抱着那台笔记本电脑,脸上没有胜利的笑容。她的眼眶微微发红,但嘴角是向上翘的。那是哭过之后的笑,是跑完一场马拉松之后,有人递过来一瓶水,你拧开盖子却发现瓶盖已经被人提前拧松了的那种释然。
“你刚才念那句话的时候,”她说,“手在抖。”
“我知道。”
“为什么不删掉?”
“因为删掉的话,它还会一直在那儿。”陆时衍看着她的眼睛,“有些东西,念出来就没了。”
苏砚沉默了片刻,然后伸出手,把他的手握住了。不是那种十指紧扣的握法,是很轻很轻的,像是一个战友在告诉另一个战友——我在这儿。陆时衍低头看了一眼她缠着绷带的肩膀,绷带上隐隐渗着一丝红色,但她不说,他也不问。有些话不需要问,就像刚才在庭上,他念出那段录音时,她第一时间把那段十年前破产案的原始档案投上了大屏幕。律师的嘴,技术的手。他们之间从来不靠嘴说话。
陆时衍没有回头。他拉着苏砚,推开法院那扇沉重的大门,门外的阳光汹涌而入,热得发烫。台阶下站满了人——媒体记者、同行律师、还有几个专程从外地赶来的科技创业者,举着一条皱巴巴的红横幅,上面写着“感谢陆律”。有人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