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7章李渊为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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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建立之后，李渊深刻认识到曹魏以来“九品中正制“以门第取士的弊端。此一制度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堵塞了寒素人才的进身之路，加剧了社会矛盾，亦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为广招人才、扩大统治基础、缓和社会矛盾，李渊毅然沿袭了隋朝创设的科举制度，并有所发展完善。
    武德四年（621年），根据李渊颁布的敕令，唐朝开始设置明经、秀才、俊士、进士诸科的选士制度，这成为唐朝正式开始科举取士的标志。明经科主要考试经义，以记诵为主；秀才科考试方略策，标准甚高，不久即废；俊士科为州县贡举之士；进士科考试诗赋、时务策，最为时人所重。诸科之中，进士科逐渐脱颖而出，成为士人竞逐的华选，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谚。
    李渊还于武德年间开创了制举。制举又称制科、特科，是由皇帝亲自下诏、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以选拔特殊人才，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等科。制举不常设，考试科目随时而定，录取人数亦不多，但及第者往往获得美官，成为科举制度的重要补充。
    与其他各科相比，武德一朝创立人才选拔制度对儒学人才更为重视。李渊下诏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四时致祭，并广召天下儒士，敷陈经义，使儒学成为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在科举取士之外，李渊还采用了汉魏六朝以来的荐举制，作为对前者的补充。地方长官可向朝廷推荐人才，经考核后授官，这一制度在科举尚未完全定型之际，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自武德之后，以科举为主、辅之以荐举、制举等其他方式的人才选拔制度完全确立，成为唐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特征，一直延续至清末。
    在律法方面，李渊于太原起兵之时就曾颁布有宽大之令，宣称“义旗之旨，在救苍生“，从而使得那些先前苦于隋朝苛政的百姓闻之，竞相前来归附。攻占长安之后，李渊更是对唐军约法十二条，明确规定“惟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其余隋代烦苛之法一并蠲除，示天下以宽大。
    登基后，李渊于武德元年（618年）大赦天下，减轻刑罚，释放囚犯。在此后的执政期间，他更是遇事便行大赦，即位八年，大赦凡九次，对百姓务从宽宥，力图洗刷隋代严刑峻法的暴政形象。
    隋朝时曾相继制定《开皇律》和《大业律》，前者以“刑网简要，疏而不失“著称，后者则因隋炀帝“更立严刑“，“轻罪重罚“而声名狼藉。李渊对于隋律的改革实持每况愈下之见，认为《大业律》背离了《开皇律》的优良立法传统。因此，他在登基之后命裴寂、刘文静等“因开皇律令而损益之，尽削大业所由烦峻之法“，明确以宽简作为其立法定律的指导思想。
    其后，又令裴寂与尚书右仆射萧瑀等撰定律令，其“大略以开皇为准“，参以唐初实际情况，加以调整。至武德七年（624年）五月，颁布《颁定科律诏》，将新修科律颁行天下，是为《武德律》。《武德律》修订的原则是“斟酌繁省，取合时宜，矫正差违，务从体要“，即删繁就简，适应时代需要，纠正偏差，抓住根本。虽然其篇目“一准隋开皇之律，刑名之制又亦略同“，共十二篇五百条，但《武德律》选定《开皇律》作为唐律修订的蓝本，而非《大业律》，这一选择本身就具有深远的立法指导意义。
    《武德律》以律、令、格、式等部分构成了唐代完整的法典体系：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四者相辅相成，共同维护国家秩序。这一体系不仅为后来的《贞观律》《永徽律》《显庆律》《垂拱律》《开元律》等的修撰提供了至为重要的基础，奠定了中华法系的基本格局，并对后世和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等的法制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东亚法制的共同渊源。
    综上所述，李渊在位期间，在宰相任用、纳谏刑赏、拔擢隋臣、科举取士、律法建设等方面均有所建树，为贞观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其统治政策体现了开国君主的务实与灵活，虽有滥杀功臣之失，但总体而言，唐高祖李渊不失为一位有为之主，其历史功绩值得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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