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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着。
妹妹陈秀兰趴在饭桌上写作业，桌子是用旧木板钉的，桌面坑坑洼洼，她用的铅笔已经短得快握不住了，作业本也是正面写完写反面，却依旧写得工工整整。她偷偷抬眼瞄着那张纸，眼里满是羡慕，心里默念着：要是哥哥能去读，以后就能吃商品粮了，我也要好好读书，像哥哥一样。可转念一想，家里那么穷，哥哥真的能去吗？一丝担忧又爬上心头。
“农校，”父亲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玻璃，带着几分沉重，“三年，学费一百八。”他的手指在通知书上的学费一栏反复摩挲，语气里满是无奈——在1991年，一百八十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当时村里的人均年收入也就几百块，一家人辛辛苦苦种一年地，除去农药、化肥的成本，也剩不下多少钱，一百八十块，足够一家人吃好几个月的口粮。
“一百八一年，”母亲赶紧补了一句，声音里带着几分急切，手指点着通知书上的小字，眼
神里满是期盼，又藏着忐忑，“通知书上写了，住宿费六十，书本费另算，还有杂费，一个月还要交十块钱的伙食费。建军，咱们再想想办法，总能凑齐的。”她一边说，一边偷偷打量着父亲的脸色，她知道家里的难处，却又舍不得放弃儿子的前程，心里抱着一丝侥幸，盼着能有办法。
“那加起来一年不得三百多？”大哥建国猛地抬起头，手里的镰刀“当啷”一声放在地上，眉头皱得紧紧的，语气里满是焦虑，“三年小一千。家里哪来这么多钱？爸去年砸了脚，看病花了不少，妈常年吃药，我这彩礼钱还没着落，秀兰还要上学，这钱怎么凑？”他越说越急，心里满是愧疚，觉得是自己拖累了弟弟，“要不……我的彩礼钱先不急，先给弟弟读书？”
“你胡说什么！”母亲冲大哥吼了一句，语气里满是愤怒和无奈，“你的婚事都拖好几年了，再拖下去，这辈子都娶不上媳妇了！”她又转向陈建军，眼泪瞬间涌了出来，“建军，妈知道你懂事，知道你心疼家里，可这是你的前程啊！你念出来了，吃商品粮，坐办公室，当国家干部，不比去工厂流水线上强？不比你一辈子种地强？”
母亲不说话了，低下头，用围裙擦了擦手，肩膀微微颤抖着。堂屋里只剩下灯泡“嗡嗡”的响声，还有屋外传来的蝉鸣，格外刺耳。陈建军站在门口，没往里走，脚下的碎石子依旧硌得生疼，却比不上心里的沉重。他看着父亲膝盖上那张米黄色的纸，心里早就知道上面写了什么——“陈建军同学，经省招生委员会批准，你被我校农学专业录取，学制三年……”那些字，他在梦里都能念出来，是他熬了无数个夜晚换来的结果。
农学专业。在1991年，农学专业虽然不如师范、医学专业热门，却也是正经的中专专业，毕业之后能分到乡镇农技站，做一名农技员，虽然工资不高，却是“国家干部”，能吃上商品粮，这是多少农村孩子梦寐以求的归宿。他考了两次，去年差八分，落榜的时候，他一个人在长江边坐到半夜，对着黑沉沉的江水发誓——明年一定考上。那时候，村里考上中专的人寥寥无几，考上了就是“状元”，能让全家都扬眉吐气。班主任拍着他的肩膀说“建军，你是咱们班最有希望的”，还特意给他找了旧课本，让他好好复读。
他白天帮家里种田、插秧、打农药，干最苦最累的活，晚上就着煤油灯看书，煤油灯的光很暗，熏得眼睛发酸，蚊子咬得满腿是包，他就抹点肥皂水，硬熬了三百多个夜晚，手上的茧子磨了一层又一层，课本翻得卷了边，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今年分数够了，虽然只是中专，但好歹是跳出农门的跳板——户口能转成城镇，毕业包分配，吃商品粮，不用再像父辈一样，一辈子被土地束缚。可那又怎样呢？
父亲去年在采石场被石头砸了脚，采石场是镇上为数不多的“非农活”，能挣点现钱，可危险得很，父亲为了多挣几块钱，拼命干活，结果被石头砸了脚，养了半年才好，现在走路还一瘸一拐，重活干不了，只能做些轻便的农活。母亲有老胃病，常年吃药，那时候的药虽然不贵，却也经不起常年吃，母亲常常疼得直不起腰，却舍不得去医院，只能靠一些偏方缓解，脸色蜡黄得像一张纸。大哥建国二十五了，对象说了三四个都没成，人家嫌他家穷，拿不出彩礼，这是大哥的心病，也是全家的心病。妹妹秀兰才十三岁，学习成绩比他还好，脑子也灵，老师说她以后肯定能考上大学，往后上高中、考大学，哪样不要钱？家里的日子，早就捉襟见肘，实在是再也挤不出钱来供他读书了。
“建军，”母亲的声音把他拉回来，声音里带着几分哀求，“你倒是说句话啊，你想不想去？咱们一起想办法，哪怕去借，也得让你去！”
他走进堂屋，从父亲手里拿过那张通知书，仔细看了看。纸张比他想的好，挺括，带一股油墨味，那是当时印刷品特有的味道，不同于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