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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第1/2页)
到樟木头的第三天，钱花光了。
不是花光的，是省着省着就没了的。陈建军在广州火车站丢了那八十块钱之后，兜里只剩下买汽车票找零的两个钢镚——一毛六分钱。两个钢镚他攥了一路，从广州到樟木头的大巴上攥着，下了车还攥着，手心攥出汗来，钢镚都发烫了。“八十块啊……那可是娘攒了仨月的鸡蛋钱。”他对着大巴车的影子喃喃自语，声音发哑，眼底满是慌乱，“要是找不到阿强，我可咋回去？”那时候的广深公路还没完全修平，大巴车一路颠簸，窗外是成片的稻田和零星的砖瓦房，偶尔能看到路边搭着脚手架的小楼，车身上喷着“樟木头——深圳龙华”“东莞常平——广州芳村”的字样，载着满车和他一样背着蛇皮袋、眼神茫然又急切的年轻人，奔赴这片被称为“遍地是机会”的南方热土。他看着身边人脸上的憧憬，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沉甸甸的喘不过气。
他在樟木头汽车站旁边的公用电话亭前站了很久，盯着阿强写给他的那个号码，指腹一遍遍摩挲着那张皱巴巴的纸条，心里反复盘算：“五毛钱，要是能打通，阿强就能来接我了，可我连五毛钱都没有……”打电话要五毛钱，他没有。九十年代初的樟木头，还带着几分乡镇的粗糙，公用电话亭是铁皮做的，玻璃上蒙着一层灰，旁边贴着“长途五毛/分钟，市话两毛”的红纸，老板坐在旁边的小马扎上，摇着蒲扇，警惕地盯着每一个驻足的人——那时候骗电话、偷电话卡的事屡见不鲜，像他这样穿着破烂、背着蛇皮袋的外来者，自然成了重点留意的对象。老板瞥了他一眼，不耐烦地开口：“要打就打，不打别挡着道，耽误我做生意！”陈建军脸一红，连忙低下头，攥紧了裤兜里的钢镚，低声嗫嚅：“我……我再想想。”他想了想，把两个钢镚塞回裤兜深处，拎起蛇皮袋，快步走进了樟木头的街道，身后还传来老板嘟囔的声音：“穷酸样，也配打电话。”那句话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又酸又涩，却只能咬着牙往前走。
他以为到了樟木头就能找到阿强，但他不知道阿强在哪家玩具厂，不知道玩具厂叫什么名字，不知道樟木头到底有多少家玩具厂。“阿强这浑小子，咋不把话说清楚！”他一边走，一边在心里埋怨，可埋怨归埋怨，脚步却不敢停下，“不行，我得找到他，这是我唯一的指望了。”九十年代的东莞、樟木头，正是“三来一补”企业遍地开花的时候，港台老板带着资金和技术涌进来，租一块地、搭几间厂房、拉上几条生产线，一家玩具厂、电子厂就开张了。那时候没有统一的工业区规划，厂房有的在街边，有的在巷子里，有的甚至是在民房里改造的，门口连个像样的招牌都没有，只靠熟人介绍才能找到门路。阿强的信上只写了“樟木头”，写了“到了给我打电话”，写了“这边遍地是工厂，来了就不怕没活干”。阿强没有告诉他，如果打不通电话怎么办，如果找不到人怎么办，如果钱丢了怎么办。
他在汽车站附近转了一整天。蛇皮袋扛在肩上，压得肩膀生疼，里面还有几件衣服和几块馊掉的烙饼。烙饼他舍不得扔，掰开闻了闻，酸味更重了，他皱着眉，把没馊的部分掰下来慢慢嚼着，心里默念：“省着点，再省着点，说不定明天就能找到工作了。”馊的部分包好继续带着，哪怕知道不能吃，也像是多了一份念想。那时候的樟木头街道，尘土飞扬，柏油路面坑坑洼洼，路边的小摊挤得满满当当，卖炒粉的、卖盒饭的、修自行车的、收废品的，吆喝声、自行车的铃铛声、工厂下班的哨子声混在一起，热闹得让人有些慌乱。路边的墙上、电线杆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招工启事和治性病的小广告，风吹过来，纸片哗啦作响，有的已经被雨水泡得发白，字迹模糊不清。他凑过去，眯着眼睛一张张看，手指划过“女工优先”“熟手优先”的字样，心里一点点凉下去：“我既不是女工，也不是熟手，这可咋整？”
樟木头的街道比他想象的要热闹。到处都是年轻人，操着各种口音，四川的、湖南的、江西的、广西的、贵州的，走路的、骑自行车的、蹲在路边吃盒饭的。他们大多和陈建军一样，背着简单的行囊，脸上带着青涩和疲惫，眼神里满是对工作的渴望——那时候，农村的年轻人大多不想困在田埂上，听说南方的工厂能赚钱，能寄钱回家，便揣着几十块钱，挤上南下的绿皮火车，一头扎进这片陌生的土地。工厂的围墙刷得雪白，墙头拉着铁丝网，大铁门紧闭着，门口竖一块牌子，写着“某某电子厂”“某某玩具厂”“某某制衣厂”。牌子上有时候贴一张红纸，歪歪扭扭写着“招工”两个字，下面跟着“女工优先”。那时候的工厂，大多喜欢招女工，尤其是制衣厂、玩具厂，觉得女工手脚麻利、细心，男工除非是熟手或者有力气，否则很难被录用，这也是陈建军后来才明白的道理。
陈建军在那些厂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