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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湿了。“长这么大，从来没人这么对我。”他在心里想，那时候的一毛钱，还能买到一碗白粥，能解一时的饥饿，对陈建军来说，那碗粥就是救命的东西。他看着早点摊前来来往往的人，大多是穿着工服、匆匆忙忙的工人，他们手里拿着早餐，一边吃一边往工厂的方向走，脸上带着疲惫，却又透着一股韧劲——他们和陈建军一样，背井离乡，只为了能多赚点钱，能让家里的人过上好日子。“我也要像他们一样，有一份工作，能寄钱回家。”他在心里暗暗发誓。
第三天，钢镚还剩一个。
一分钱。什么都买不了。
他蹲在路边，看着人来人往，觉得自己像一只被扔上岸的鱼，嘴巴一张一合，却吸不到空气。“我是不是要死在这里了？”他绝望地想，眼前开始发黑，浑身无力。路边的自行车穿梭不息，大多是二手的旧自行车，是外来务工者最主要的交通工具，车把上挂着饭盒、水壶，有的还载着工友，匆匆忙忙地赶路。偶尔有一辆摩托车驶过，引擎声很大，溅起一身尘土，骑车的人大多是工厂的管理人员或者小老板，穿着体面，和路边蹲着重的外来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想去找那个湖南老乡，但昨天只是碰上的，不知道人家住哪里，不知道人家在哪个厂上班。他甚至不知道人家叫什么。
他想过给家里拍电报。拍电报要钱，他没有。九十年代初，电话还不普及，农村更是很少有家庭有电话，拍电报是最快捷的联系方式，按字数收费，一字千金，普通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拍电报。他想到母亲在村口老槐树下站的样子，想到父亲微微驼着背走远的背影，想到秀兰趴在饭桌上写作业时偷偷抬眼的样子。“娘，对不起，我没本事，不能给你寄钱，还让你担心了。”他在心里默念，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他不敢想下去了，他出来的时候，母亲塞给他一百块钱，反复叮嘱他“照顾好自己，找不到工作就早点回来”，他当时拍着胸脯说“放心，我一定能找到工作，一定能寄钱回家”，可现在，他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更别说寄钱回家。
就在那天下午，他碰上了阿强。
准确地说，不是碰上，是阿强找到了他。
陈建军蹲在路边的时候，一辆自行车在他面前停下来。一个人从车上跳下来，穿着蓝色的工服，头发染成棕黄色，瘦了，黑了，但笑起来还是那副样子——左边一颗虎牙，右边一个酒窝。那时候的工厂工服，大多是蓝色或者灰色的，印着工厂的名字，质地粗糙，却很耐穿，是外来务工者最常见的穿着。很多年轻人进厂后，会学着城里人的样子，染头发、穿喇叭裤，阿强也不例外，这是他融入这片土地的一种方式。
“建军！”
陈建军抬起头，愣了好几秒钟，才认出这是阿强。阿强比以前瘦了一圈，颧骨都突出来了，但眼睛还是亮的，笑起来还是那么大声。他身上的工服沾着一些塑料碎屑，那是玩具厂注塑工常见的痕迹，手上也有一些细小的伤口，是操作机器时不小心划伤的。“阿强……是你？”陈建军的声音沙哑，带着不敢置信，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积压了三天的委屈和绝望，在看到阿强的那一刻，彻底爆发了。
“你怎么蹲这儿？”阿强蹲下来，看着他，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我给你那个号码你打了吗？我等了三天电话！你他妈跑哪儿去了？我到处找你，问了好多人，都没见过你！”
陈建军张了张嘴，喉咙哽咽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只是一个劲地掉眼泪。
阿强看了看他脚边的蛇皮袋，看了看他身上的脏衣服，看了看他嘴唇上干裂的死皮，脸上的笑容慢慢收了。他在樟木头待了半年，见过太多像陈建军这样的人，刚来的时候满怀希望，钱花光了，找不到工作，就蹲在路边，眼神空洞，有的甚至放弃了，转身回了老家，有的则硬扛着，运气好的能找到工作，运气不好的，就只能在街头流浪。“是不是出啥事儿了？”阿强的语气软了下来，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钱……钱丢了，”陈建军终于挤出一句话，声音带着哭腔，“在广州火车站，丢了八十块，我……我连打电话的钱都没有，找了你三天，都没找到你，我以为……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阿强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然后伸出手，一把把他从地上拽起来。“哭啥哭，男人流血不流泪！”他拍了拍陈建军身上的尘土，语气坚定，“走，先吃饭，天大的事儿，吃饱了再说。”八十块钱，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相当于工厂普通工人半个月的生活费，阿强知道，陈建军这三天肯定受了不少苦。
陈建军擦了擦眼泪，哽咽着说：“阿强，我没钱，我……”
“废话，我知道你没钱，”阿强笑着打断他，拍了拍自己的口袋，“有我呢，还能让你饿着？当初要不是你在老家帮我，我也来不了南方，这点忙，我还能不帮你？”
阿强带他去了一家小饭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