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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启事还在随风飘动，远处的工厂烟囱冒着淡淡的黑烟，自行车的铃铛声、工人的谈笑声、机器的轰隆声混在一起，构成了樟木头最鲜活的底色，也是九十年代深圳、东莞无数城镇的缩影。
后来他才知道，这不算什么“找到工作”。在樟木头，只要你不是残疾人，不是太老太小，只要你愿意加班，总有一家厂会要你。工厂像巨大的胃，每天吞进去几百个人，消化几个月，又吐出来，再吞进去新的。人在这里是消耗品，用完一批换一批，不贵，也不可惜。那时候的外来务工者，就像流水线上的零件，没有名字，只有工号，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工作，熬着无数个深夜，只为了那一点微薄的工资，只为了能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活下去，能给家里寄去一点钱。
但那天他不知道这些。
那天他只知道，他有饭吃了，有地方住了，不会死了。
阿强把他带到宿舍。八人间，铁架床，上下铺，地上有烟头和瓜子壳。阿强的床位在下铺，靠窗，窗户外面是一堵墙，看不见天空，但比没有强。那时候的工厂宿舍，大多是这样简陋的条件，没有桌子，没有椅子，衣服只能堆在床头，被子又薄又硬，晚上睡觉能听到隔壁床的呼噜声、磨牙声，还有窗外工厂机器的轰隆声。夏天的时候，宿舍里闷热不堪，蚊子成群，冬天则寒风刺骨，连暖气都没有，但对陈建军来说，这已经是莫大的奢侈了——至少，他不用再蹲在巷子里，不用再担心被治安队查暂住证，不用再饿肚子。阿强让他睡自己的床，自己睡上铺。
“别客气，”阿强从上铺探出头来，笑着说，“我以前也是这么过来的。刚来的时候睡过桥洞，睡过公园，睡过人家的屋檐底下。被人赶过，被狗追过，被治安队的查过。”
“治安队？”陈建军心里一紧，想起了湖南老乡说的话，连忙问，“他们真的会抓人吗？抓了之后会怎么样？”
“查暂住证的，”阿强的语气轻描淡写，好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没有暂住证就抓你。抓进去先关着，等你厂里来领人。厂里不领的话，就送你回老家。有的人没被送回去，被送到别的地方去了。”那时候的治安队，权力很大，查暂住证的时候，态度粗暴，很多外来务工者都被他们查过，有的甚至被打骂过，大家敢怒不敢言，只能尽量躲着他们，出门的时候小心翼翼，把身份证和暂住证揣在兜里，生怕被查到。
“送到哪里？”陈建军的声音有些发抖，心里充满了恐惧。
阿强沉默了一下，说：“我也不太清楚。反正你记得，出门把身份证带好。厂里会统一办暂住证的，办了就好。”他没有多说，也不想多说，那些被送走的人，大多再也没有消息，大家都心照不宣，不敢深究，只知道，在这片土地上，没有暂住证，就没有立足之地。
他从上铺伸下一只手，拍了拍陈建军的肩膀。“别想太多。先把工做了，把饭吃了。其他的，以后再说。”
陈建军躺在下铺，枕着阿强给他的一个荞麦壳枕头，闻着枕头里荞麦壳散发出来的干燥气味。天花板上有一条裂缝，从墙角一直延伸到日光灯管旁边，像一道干涸的河流。隔壁有人在放录音机，粤语歌，声音开得很大，歌词他听不懂，但旋律很好听。那时候的录音机，是外来务工者最主要的娱乐工具，大家省吃俭用买一台录音机，闲暇的时候，放一首粤语歌，既能缓解工作的疲惫，也能感受一下城里的气息，张国荣、Beyond的歌，在当时的工厂宿舍里，几乎人人都会哼几句。
“冷雨夜我在你身边，盼望你会知……”
陈建军闭上眼睛。心里一遍遍默念：我有工作了，我找到工作了，我在樟木头活下来了。他的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他从口袋里摸出那叠碎纸片，在黑暗中摸了摸它们的边缘。纸片已经被他摸得发软，边角起毛了，有的碎片上的字已经模糊了，但他不需要看那些字也知道上面写了什么——那是母亲给他写的信，还有家里的地址，他不小心弄丢了，只捡回了这些碎纸片，一直揣在兜里，像揣着家里的牵挂。“娘，你放心，我找到工作了，以后我就能寄钱回家了，我再也不让你担心了。”他对着碎纸片轻声说。
他把碎纸片塞回口袋，翻了个身，面朝墙壁。
墙壁很凉，石灰粉蹭在脸上，白白的，像面粉。那时候的工厂宿舍，墙壁大多是用石灰刷的，时间长了，石灰会脱落，露出里面的青砖，墙壁上到处都是工人用马克笔写的字，有的是想家的话语，有的是对未来的期盼，有的是工友之间的约定，密密麻麻，像是无数外来务工者的心声。他伸出手，轻轻抚摸着墙壁上的字迹，心里暖暖的，仿佛找到了归属感。
他忽然想起那碗一毛钱的白粥。粥很稠，老板多给了一勺咸菜。他想起喝粥的时候，舌头被烫了一下，他吹了吹，喝下去，胃里暖了很久。那碗粥，不仅解了他的饥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