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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联合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戏剧学院，发起‘红色叙事创新论坛’，邀请学者讨论‘新时代如何讲好革命故事’。把话题拔高，让它变成学术命题，而不是商业炒作。”
李东升渐渐明白了。
这不是对抗，是升维。
用文化包装商业，用学术掩盖锋芒，用集体记忆稀释敏感。就像一把软刀子，悄无声息地撬开禁锢的门缝。
一个月后，展览如期开幕。
开幕式那天，来了不少人。有退休的老干部，有党史研究专家，有媒体记者，甚至还有两位戴着墨镜的神秘人物??据说是国安系统的代表。展厅中央，陈列着余则成穿过的灰色长衫、用过的怀表、写给左蓝未寄出的信。玻璃柜里，剧本原稿静静躺着，一页页密密麻麻的修改痕迹，像是岁月刻下的年轮。
最引人注目的是墙上那幅巨幅照片：一群年轻人围坐在大学礼堂里观看《潜伏》片段，神情专注，眼中带光。下面写着一行字：“我们为什么爱余则成？因为他不是神，而是我们心中那个不敢说出真相的自己。”
新华社记者拍下了这一幕。
三天后，《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从〈潜伏〉看主旋律创作的新可能》，文中肯定该剧“以人性深度拓展了革命叙事的边界”，并呼吁“鼓励更多有胆识、有温度的作品涌现”。
舆论瞬间逆转。
原本暗中施压的部门开始保持沉默。央视不仅恢复了重播计划，还主动提出制作《潜伏》幕后纪录片，在《东方时空》特别播出。连带着，《李东升》也获得了新一轮关注，那家药厂趁势推出限量版礼盒，销量翻了三倍。
然而，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某天傍晚，李东升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对方声音低沉：“李先生，如果你想知道《潜伏》原始剧本到底删了多少，今晚八点，西直门桥下见。”
他犹豫片刻，还是去了。
夜色中，一辆破旧的三轮车停在桥墩旁，车上盖着油布。那人戴着帽子，口罩遮脸，只露出一双疲惫的眼睛。
“你是谁？”李东升问。
“我参与过83年那次审片。”男人低声说，“当时有整整三集被剪掉，涉及余则成被捕后遭受刑讯、一度产生叛变念头的情节。还有他对上级的质疑：‘如果组织明知危险却不提醒，那我们究竟是战士，还是棋子？’”
李东升呼吸一滞。
“这些内容，后来全删了。导演想保留，被叫去谈话。三个月后，项目冻结。”
“原始胶片呢？”
男人摇头：“销毁了。但……”他从怀里掏出一盘磁带，“这是当年内部讨论会的录音备份，我一直藏着。现在给你，是因为我觉得，有些话，不该永远埋着。”
李东升接过磁带，手指微微发抖。
“拿着吧。”男人苦笑，“我也快退休了。这辈子审过上百部片子，最后发现，最该被审查的，不是作品，而是人心。”
说完，他骑上三轮车，消失在夜色中。
回到家中，李东升立刻接上录音机。
滋滋的杂音过后，传来一个严肃的声音：“同志们，这部剧的政治倾向值得警惕！它把我们的英雄描写成内心分裂、情绪焦虑的人，这是对革命者的丑化！”
另一个声音反驳：“艺术要真实，人物要有血肉。难道我们非得让所有地下党员都像雕像一样完美无缺吗？”
激烈争论持续了近一个小时。最后，一位领导模样的人拍板：“原则问题不能让步。必须删除所有可能引发误解的情节，确保主人公形象纯洁、坚定、无私。”
录音结束。
李东升呆坐良久，胸口像压了块石头。
原来，他们今天看到的《潜伏》，已经是妥协后的版本。那些最痛的伤口、最深的怀疑、最真实的恐惧，早就在三十年前就被切除了。
第二天，他找到陈奇，把磁带交给他。
陈奇听完，久久不语。良久，他抬起头：“我们要做一件事。”
“什么？”
“复原。”陈奇眼神灼热，“召集原班编剧、导演，结合现有素材和这份录音，尝试还原当年被删的三集内容。不一定播出，但要留下记录。让后人知道，这部剧曾经有过怎样的挣扎，而我们这个时代，又允许它走多远。”
李东升点头。
这项工作秘密展开。由陈奇牵头，组成五人专家组，包括一位退休的广电审查员、一名影视史学者、两名原剧组成员。他们在京郊租下一栋独栋小楼，对外宣称是“剧本研讨基地”，实则进行一场隐秘的文化抢救。
两个月后，三集复原剧本完成。
标题分别为：《裂痕》《抉择》《沉默的誓言》。
其中，《裂痕》描写余则成在狱中遭受电刑，精神濒临崩溃，在幻觉中看见母亲哭喊“儿啊，回来吧”，最终靠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