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书院(91shuyuan.com)更新快，无弹窗！
一边越穷越光荣，官府都不修、车马都不换，一边和豪商、高门眉来眼去，顿顿饮酒食肉，挥霍无度？
这二者显然是截然相反，几乎不可能并存的两个极端，甚至是‘反义词’。
但在太宗皇帝年间，这一切都成了现实。
表面上，官员们比拼起谁更节俭，谁官袍更破、车马更旧，那是一个比一个拼命。
但到了收钱办事儿的时候，那也是个顶个的不含糊。
说白了，其实就是形式主义的节俭，和现实主义的贪腐之风盛行。
照常理来说，这种表面功夫的节俭，其实比正大光明的贪污腐败更恶心人。
这样的事发生在太宗孝文皇帝在位期间，不说是让太宗皇帝身败名裂，也至少应该是让天下人唾骂不休。
但事实却是：正是这画风诡异的情况，让太宗皇帝真正开始受到天下人的认同和爱戴。
究其原因，也不难理解。
其一，是这种情况，只存在于官员身上，太宗皇帝本人的节俭，却是实打实的。
这让天下人不免生出一种‘陛下果然是仁君，坏的都是底下的官员’的朴素情感。
其次，便是这种情况虽然恶心，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意外降低了底层民众的生存压力，改善了底层命中的生活环境。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530章就不！(第2/2页)
因为贪污腐败，从来都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两个范畴的东西：贪污，及受贿。
贪污，通常指的是贪墨公款，将本该用于民生民计的专项资金，装入官员自己的腰包，直接损害底层民众的利益。
而受贿，则是官商勾结、官官相护，通过利益输送，来达成规则不允许的目的，间接损害底层民众的利益。
二者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前者吃的是公家的钱，后者则是私人之间的利益输送。
前者对底层民众的伤害更直接，危害更大、更显著；
后者对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伤害多为间接，伤害相对小一些。
而太宗皇帝年间，那堪称魔幻的形式主义节俭、现实主义贪污腐败，则是在令人意想不到的角度，让官员几乎没有了‘贪污’的可能。
——贪污的前提，是得有公款，得有专项资金。
但太宗皇帝年间的天下官员，那可是拿自己有多能省公款，来当作自己最重要的政绩工程的。
而且，太宗皇帝勤俭质朴，也不单是吃穿用度——在国家层面，太宗皇帝也是出了名的抠门。
什么修桥铺路，兴建建筑的项目，在太宗皇帝这里几乎不可能被通过。
而这些本该交由官僚系统，用于改善民生民计的专项资金，多半都换了一种形式，直接被太宗皇帝赏赐给了具体的个人，直接交到了底层民众手中。
这就使的底层民众生存压力骤减，生活幸福度骤然增高。
另外，公共项目约等于零，官员几乎没有贪污公款的机会，也使的官员收受贿赂，成了高门、贵族之间的利益交换，而不是官员拿着底层民众的利益，来交换属于自己的利益。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一个县，经常有水利、民生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自然也就有相应的大笔公款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商人、官员行贿当地官僚，才有可能是为了从这些公共项目中分一杯羹，挖国家墙角来中饱私囊。
但一个从来没有，未来也几乎不可能有公共项目的县，商人和官员行贿当地县令，能出于什么目的？
不是谋求升迁，就是请官府行个方便。
相较于前者，这后者对底层民众的伤害，可以说是忽略不计——至少是无法被直观感受到的。
再加上这个时代，行贿之风本就盛行，普行价值体系对贿赂本就有着极高的容忍度，就更使的太宗皇帝年间兴起的行贿受贿之风，变得愈发不值得一提了。
说到底，对于底层民众而言，官员能忙着彼此之间蝇营狗苟，而不是整日里琢磨怎么刮食民脂民膏，就已经是了不得的‘吏治清明’了。
于是，凭借个人生活作风，一直延续到行政作风的节俭之风，太宗皇帝意外革新了汉家的吏制，初显‘在世圣人’的天资。
当然，只靠着节俭，只靠着让天下官员不贪墨公款，还远不足以使得一位封建帝王，成为青史少有的千古一帝。
而在刘荣看来，自己这位皇祖父，最值得人敬佩和称道的，是明明掌握着令人咋舌的超高政治手腕，却并未将其用于‘励精图治’，而是甘愿将自己的所有天赋，都用于为汉家争取发育时间——甘愿为绿叶、陪衬一事。
后世有这样一句话：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在如今汉室，或者说是有汉以来的历代先皇，这句话用在太宗皇帝身上，无疑是最合适不过。
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