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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帝国的面貌。
对辽境，顾怀采纳了卢何的方略，以李易的北境边军为铁壁，行坚壁清野之策，封锁辽境残寇与草原的联系，同时不遗余力地推行筑城移民，一座座棱堡式的军城在辽境广袤的土地上拔地而起，如同钉子般楔入草原与林莽的边缘，工部征调的民夫、流放的罪囚、招募的流民，如同蚂蚁般汇聚，在军堡的庇护下开垦荒地，朝廷的诏令极其优厚：新垦之地，免赋三年；官府贷给种子、耕牛；军堡驻军也负有保护屯田之责。
尽管耶律崇的残骑仍在金山以北的雪原林海中时隐时现，如同阴魂不散的饿狼，不时袭扰落单的屯堡和运粮队，制造着血腥与恐慌，但辽境的主体，尤其是燕云故地和辽东平原，已渐渐从战争的废墟中挣扎出来，显露出一种粗粝却顽强的生机，田野里重新有了稀疏的禾苗，荒废的驿道上有商队小心翼翼的车辙，残破的城垣开始被修补，一种新的秩序，在铁与血之后，正艰难而缓慢地重建。
河北与幽燕，这片承受了百年宋辽拉锯、战火最为酷烈的土地，更是新政最大的受益者，也是变化最为显著之地，顾怀登基后，几乎将半数以上的国库岁入和精力都倾斜于此，免除三年钱粮的诏书早已张贴到每一个残存的村落；从江南调拨的粮食、种子、农具，通过重新疏浚的运河与官道，源源不断地运抵；工部派出的能吏，督率着由军中退下的伤残士卒和招募的工匠，修复着白沟河、拒马河畔残破的堤坝与水渠；户部清丈田亩的官员，带着新式的算盘和账册，行走在乡间，力图厘清被战乱和豪强侵占得混乱不堪的土地归属。
而在顾怀的默许甚至暗中推动下，清池工业区以一种近乎野蛮的速度扩张着，巨大的水轮日夜不息地转动，驱动着新式的锻锤，将辽境矿山运来的铁矿石锤炼成精良的甲片、铳管乃至农具的犁铧，工部秘密研制的“火室转轮”（蒸汽机）虽然故障频仍，耗资巨大，但其展现出的力量，已让少数得以窥见其真容的工部大匠们瞠目结舌，视若神工，围绕着清池，一座座专为工匠及其家眷营建的新式坊区形成，商铺、酒肆、乃至于面对工匠子弟学堂应运而生，一种迥异于农耕文明的喧嚣活力，在这片曾饱受蹂躏的土地上勃发。
而在帝国的腹心，江南的繁华则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新政宽松了商贾限制，降低了市舶关税，加之北境、辽境重建带来的巨大需求，江南的丝织、棉纺、瓷器、造船等行业如同被注入强心针，勃发出惊人的活力，苏杭的丝市，松江的棉布，景德镇的窑火，昼夜不息，运河与海面之上，千帆竞发，满载着江南的丝绸、棉布、瓷器、茶叶，驶向北方的新兴市场，也驶向重新开启的南洋、高丽、倭国航线，换回滚滚白银和域外的香料、宝石、奇珍，市舶司的税银，月月攀升，成了支撑顾怀庞大计划--安抚辽境、重建河北、编纂《文渊大典》、维持那支耗资巨大的探索船队--最为重要的钱袋子。
朝堂之上，内阁首辅李仁以其老吏的油滑和绝对的“忠顺”，小心翼翼地维系着新旧势力的平衡，执行着顾怀的意志，顾怀并未如一些激进朝臣所期望的那样进行大规模的清洗换血，反而对许多旧朝中素有清名、政务娴熟的官员颇为倚重，都察院在左都御史沈拓的统领下，以“肃清吏治，以正朝纲”为名，雷厉风行地处置了一批在迁都、北伐期间贪墨军资、盘剥百姓的蠹虫，数年来一直笼罩在锦衣卫阴影下的三法司，如今终于找回了在国之律法中该待的位置。
西夏、高丽、倭国，这些昔日的邻国，在几年内几乎都成为了大魏的藩属国，尤其是在目睹了大魏摧枯拉朽般灭亡辽国后，早已噤若寒蝉，称臣纳贡的使节队伍，几乎踏破了礼部鸿胪寺的门槛，西夏献上了河西骏马和盐池的青盐；高丽送来了人参、貂皮和训练有素的女伶；倭国的白银和硫磺更是大魏所急需的战略物资，顾怀来者不拒，厚赐回礼，却也在觐见时，以平淡的语气敲打西夏宰相夏则“约束边军，勿生事端”，警告高丽王“安守藩篱，莫效当初投辽故事”，对倭国使臣则只提“勘合贸易，遵纪守法”，一种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四方的朝贡体系，在武力的绝对威慑下，正重新稳固地建立起来。
这大半年，顾怀如同一个最吝啬也最精明的裱糊匠，将全部的心力与铁腕，都倾注在“与民休息”这四个字上，幽燕、河北、辽西...这些被百年战火反复蹂躏的土地，终于得以喘息。
他批阅过幽州知府奏报春耕情形的折子，上面详列了朝廷借贷耕牛、籽种于流民，今岁夏麦收成竟倍于往年的数字；他看过真定府请求将部分军屯转为民垦，并减免三年赋税的奏请，朱批了一个遒劲的“准”字；他也默许了李易在辽境推行的“汉胡互市”--于边境选定几处隘口，严加管控，许辽地牧民以牛羊马匹、毛皮药材，换取中原的盐、茶、铁锅、布帛，市易初开时，尚有零星的抢掠冲突，被驻守边军以雷霆